人物小詞典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清朝詩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

黃遵憲出生於廣東嘉應州，1876年中舉人，曆充駐日參讚、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參讚、新加坡總領事；戊戌變法期間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工詩，喜以新事物熔鑄入詩，有“詩界革新導師”之稱。黃遵憲的作品有《人境廬詩草》《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詩》等。因倡導維新變法，吸收西方學習先進的思想和製度，被譽為“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

黃遵憲是具有非凡經濟之才的梅州先賢。早在他年輕時，其能力才華就得到時人的認可。光緒二年（1876），他隨父親到山東煙台做了一次漫遊，見到了洋務派官僚張蔭桓、李鴻章等人。黃遵憲在他們麵前的言談，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和注意。李鴻章當著別人的麵稱讚黃遵憲為“霸才”。黃遵憲進入仕途後，當時的清廷戶部主事潘存（號儒初）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鄧承修（字鐵香）對其才華及能力深為佩服，許其為國器。

黃遵憲的能力才華在政治、外交、教育、史學、文學等多方麵都有充分體現，難以一一縷述，今舉其外交、政治、學術三者做一概述，可窺其在這些領域善開風氣，敢於打破藩籬的可貴品質。

挪展抵製的外交才華

黃遵憲曆任駐日參讚、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參讚、新加坡總領事等職，有長期的外交工作經曆。在國家貧弱受侮的近代，作為外交官的黃遵憲，有一套獨有的維護國家利益的外交工作方法，他稱之為“挪展之法”“漸摩之法”“抵製之法”等。總的原則是針對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方法，注意通過靈活實用的策略，達至自己的目的。他說：

於固執己見，則委以彼國未明我意；於爭執己權，則謬兩國均有利益。不斥彼說之為無理，而指為難行；不以我說為必行，而請其酌度；不以彼不悅不懌，而阻而不行；言語有時而互駁，而詞氣終不憤激；詞色有時而受拒，而請竭終憚煩；議論有時而改易，而主意終不遊移。將之以誠懇，濟之以堅貞，守之以含忍。幸而獲濟，則吾民受獲商之益，不幸而不濟，彼國亦必服其謀國之忠。

黃遵憲上述的外交工作經驗，用如今的大白話來說，就是：要堅持自己觀點時，則要以對方不了解自己真正意圖作為回應；要爭取自己權益時，則要以對雙方都有好處作為回應；要反對對方觀點時，則不要指斥對方無理，而要說對方觀點在現實中難以施行；提出自己的建議，不要說一定得如此，而要說請對方斟酌采納；不能因為怕對方不高興而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張；與對方爭論時要始終心平氣和；自己的主張被拒絕也要一再重複提出；表述可以根據情況改變，但原則必須堅持；以誠懇、堅貞、含忍的態度維護國家利益。

黃遵憲的這種外交工作策略，與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義正詞嚴、據理力爭是不一樣的，然而在國家貧弱受侮的近代，無疑又是實事求是的。黃遵憲就是用這一套獨有的外交工作方法，就琉球問題及蘇州開辟租界問題與日本政府交涉，就華工權益問題與美國政府交涉，就南洋華僑權益問題與英國殖民政府交涉，留下了許多讓人歎服的案例，極大地維護了國家的利益。個中案例，大多過程複雜，難以在有限的篇幅內言明，今舉較單純二例述之，以期能管中窺豹。

黃遵憲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時，正是美國種族主義勢力猖獗之時，美國舊金山當局針對華人施予了種族苛例，其中一項是美國加州州議會通過的關於每人臥室須有五百方尺（約四十六平方米）空氣，違者罰款，或兼受監禁的規定。而旅美華工多為窮苦人家，往往數十人聚居鬥室。美吏以住房狹窄，居住過密，違反“方尺空氣”法例為由，將華工罰款入獄。黃遵憲便親自跑進獄中，實地丈量監獄麵積，要求美吏根據“方尺空氣”法例，給予每一華人一間有五百方尺空氣的囚房。黃遵憲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逼使對方隻好釋放在押華僑。

再如，黃遵憲任駐新加坡總領事時，在南洋各島經商的華僑常常被當地流氓惡棍勾結英殖民地貪腐官員敲詐。黃遵憲一麵與殖民地政府交涉，一麵要求總督施密司在華僑聚居之地，將《大清律例》中有關財產各條抄出，並譯成英文交各處承審官，一體遵辦，以保護華僑的財產。采用中國法律保護殖民地內華人，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創舉。為了更有效地保護歸僑，黃遵憲還將旅居新加坡的華僑的姓名地址登記入冊，做成護照，並發給將返國的華僑。護照製度的創立，有效地保護了華僑的正當權益和生命財產安全，為南洋華僑的出入往返提供了極大便利。

由於在保護海外華僑方麵的傑出貢獻，黃遵憲在海外華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當其從美國舊金山解任回國時，英屬域多利（今加拿大維多利亞市）中華會館的華僑特致送萬民傘及德政牌，以壯其行色，並厚贈隆儀。當其在光緒二十年（1894）由新加坡解任歸國之際，南洋華僑特製萬民傘一柄、德政牌四麵相贈，並撰《恭頌黃公度觀察大人德政文》稱頌。

潛移緩進的政治謀略

戊戌變法期間，黃遵憲署湖南按察使，協助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全國性的戊戌變法以失敗收場，而黃遵憲主持的湖南新政卻獲得成功，這得益於其不一般的政治謀略。

黃遵憲主持的政治改革，在行事方式上表現為穩妥漸進。他總是注意強調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反對脫離現實急躁冒進。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避其名行其實，其宗旨曰陰謀，曰柔道；其方法曰潛移，曰緩進，曰蠶食，其權術曰得寸進尺，曰避首擊尾，曰遠交近攻”。

當時，麵對輿論上出現的激進改革的言論，以及湖南地主階級頑固派日益囂張的抵製，黃遵憲覺得“今即頓進，亦難求速效，不若用漸進法”。因此，在實施新政的過程中，他緊緊抓住武裝力量（創設保衛局）這一關鍵作為改革官製、實行地方自治的組織保障，然後循序漸進地推行其他變革措施。在具體實施辦法上，也力求實事求是。例如在創設保衛局的問題上，他采取“官民合辦”，“使諸紳議事而官為行事”的方式，每二百戶選一戶長，每千戶選五戶長，遇事即邀各戶長為“議事紳士”，到局公議。保衛局所用巡查由戶長公舉，也可由戶長公議撤換。

正是由於這“官民合辦”的辦法，既避免了官吏的攬權，又調動了民眾（紳）的積極性，從而使改革得以順利實施。更值得注意的是，黃遵憲在這一新政中，不動聲色地隱含了他更為深遠的考慮，那就是他企圖借此隱喻“地方自治”的規模，使“民智自此開，民權自此伸”。但對於這一動機，講究實事求是的黃遵憲一直未講明，直到後來梁啟超流亡日本時，黃遵憲才把這點當作極大的機密告訴他，並囑咐他保密。因為黃遵憲仍希望將來還有機會運用這一行之有效的辦法，說是“一息尚存，萬一猶得藉此手以報我國民，亦未可定”。

康梁的戊戌變法恰好與黃遵憲的湖南新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內，光緒共發布各種諭旨二百餘件，平均每天頒布三道變法詔令，用急躁冒進、自上而下的辦法，不分緩急輕重和主次地對官製、法律、經濟、文教、人才選拔製度等進行全麵變革。幾乎每一項變法都涉及千家萬戶，牽動億萬人心，廣大人民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結果這突如其來、全麵迅猛實行的變法如傾盆大雨，澆得人們暈頭轉向，無所適從。人們信心不足，疑問很多，不少人處於觀望、疑慮，甚至抵觸的情緒之中，連變法者內部對變法能取得成功也信心不足。

湖南新政是黃遵憲對社會進行實事求是變革的一次成功實踐。比較湖南新政和戊戌變法便不難看出，是在實事求是原則指導下還是僅僅憑一股激情去進行改革，是官民合辦還是自上而下，是穩妥漸進還是急躁冒進，是決定二者成敗的重要原因。

時人歎惋的學術貢獻

作為清政府首任駐日參讚，黃遵憲在出使日本期間（1877—1882），有感於中國士大夫大多眼界狹隘、不悉外情，自覺地承擔起“采風問俗”，為“朝廷谘諏詢謀”之責。他對剛剛走上近代化的日本社會變革進行了全麵的研究，前後花費十二年時間完成了“中國近代第一部係統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式著作”——《日本國誌》。

他試圖通過這部著作，為近代中國輸入全新的憲政理論思想，同時也為清末的憲政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鑒。而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對日本剛剛進行的西方式憲政改革的介紹和他初步形成的憲政思想，對於處在與日本明治維新前同樣困境的清政府來說，無疑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因此，他在光緒年十四年（1888）曾滿懷希望地將稿本上呈於李鴻章、張之洞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可惜並未引起有關方麵的重視。直到書稿完成八年後（1895）才得以正式刊行。

此書延遲八年問世，使中國朝野人士錯過了在甲午戰爭之前了解日本情況、預作防範的時機，錯失了借鑒日本、變法求強，以避免戰爭，至少不致慘敗的契機。正因為如此，這部書的延遲刊行令識者無不為之扼腕。即在當時，就有黃遵憲的兩位知友當麵為此責備過他。

與黃遵憲有多年交誼的同輩知友袁昶，在馬關簽約後不久見到黃遵憲，其行篋中就攜有《日本國誌》，他當麵責備黃氏道：這部書如果早一點刊行流傳，可以省去戰敗輸銀二萬萬兩（即指中日甲午戰爭後簽訂的《馬關條約》賠償日本白銀兩億兩）。

另一位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黃遵憲招來上海一起辦《時務報》的維新誌士梁啟超，在當年給《日本國誌》所作“後序”中，一腔“懣憤”、直言不諱、言詞痛切地對比其年長二十五歲、以師事之的黃遵憲責備道：“今知中國之所以弱”，就在於你黃先生“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後來黃遵憲之弟黃遵楷也曾深為痛惜地談到此書延遲刊行的遺憾，謂：黃遵憲撰成此書，“意在借鏡而觀，導引國人，知所取法。然至甲午以後，始有知者。雖風行一世，而時已晚矣”。

這些知友親朋充滿痛惜的責備與遺憾之語，都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 即：黃遵憲的《日本國誌》如果在他寫成後即能印行流傳，會使國人較早了解日本的崛起並以為鑒，或可減輕乃至避免七八年後的悲慘敗局。一部史書的延遲行世而關係國家安危、民族命運如此之重者，恐怕在曆史上也不多見。故此書的延遲行世，實為近代百年學壇的一大憾事！

盡管如此，但隨著近代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黃遵憲的《日本國誌》終於開始受到清末各個階層的重視，並逐漸融入中國近代憲政理論和實踐之中。

“我手寫我口”的詩歌革新

黃遵憲被梁啟超譽為“詩界革命的哥倫布”，即一種即將萌生的新文學的開拓者，他年輕時提出的“我手寫我口”的詩歌創作主張，被認為是在茫茫詩海尋找新大陸的自在意識的覺醒。

在清代的梅州，黃遵憲以前的先賢宋湘就提出“我手寫我詩”，黃遵憲在繼承宋湘強調詩歌要有個性風格的基礎上，提出創作形式的變革，用新穎的詞彙、新的觀念，更加貼近現代語言的要求，做出信雅達的表現。

黃遵憲一方麵在詩歌的形式上進行革新的嚐試，即在積累古典文學素養的基礎上，注意吸收包括客家山歌一類口語化的表達；另一方麵，又利用自己作為外交官豐富的遊曆見聞，吸收西方文明的觀念、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知識，善於用新的詞彙，豐富詩歌的表達方式和內容。黃遵憲首先像他的攀桂坊前輩李光昭那樣，善於創作古體詩，以古體詩相對自由的句法和長度，豐富生動地表達內心的情感。如他的五言古詩《今別離》之一：

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

眼見雙輪馳，益增中心憂。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

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

今日舟與車，並力生離愁。

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

鍾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

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

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

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

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

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不？

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該詩首先采用外來語和新詞語，對現代的交通工具輪船、火車進行形象的描述，同時指出，交通工具為人們出行提供便利，人們可以借此進行遠距離旅行的同時，也帶來頃刻遠隔千裏的離愁，賦予詩歌新的意境，辯證地揭示現代科學對人類影響的兩麵性。猶如今天的手機給人聯絡的方便，同時也縮小了私人的空間和隱私，獲得某種自由，又喪失了另一些自由。百年前的詩人黃遵憲就以他的洞察力，給我們描繪了科技帶來的矛盾和糾葛。

黃遵憲的洞察力還表現在他對國家民族前途的關注上。在近代，國人對民族前途的思考，有不同的方向，有的人固守傳統、因循守舊，因遭西方侵略而仇視國外的先進科技和製度，黃遵憲選擇了開放和學習。他提倡革新的精神，希望改良革新，使中國走上文明發展的自強新路。

黃遵憲將開放的眼光表現在詩歌的創作上，寫出《日本雜事詩》《錫蘭島臥佛》《倫敦大霧行》《登巴黎鐵塔》等。這類反映域外風光的詩篇，不但豐富了詩人的創作技巧，更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領略西方文明的衝擊。正是痛感國家的落後，黃遵憲一生積極宣傳變法圖強，以致為此付出沉重的人生代價。

黃遵憲的一生並沒有把獲得詩歌創作成就作為人生的第一抱負，然而百日維新的失敗，終於導致他的政治生命結束，他在生命最後時刻寫給弟弟黃遵楷的信中坦言：“平生懷抱，一事無成，惟古今體詩能自立耳。然亦無用之物，到此已無甚可望矣。”可見，他對自己的人生評價“喚作詩人，死不瞑目”表露無遺。

黃遵憲在致友人丘菽園的信中表示：“思少日喜為詩，謬有別創詩界之論。然才力薄弱，終不克自踐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國，弟不過獨立風雪中之清教徒之一人耳。若華盛頓、哲非遜、富蘭克令，不能不屬望於諸君子也。”黃遵憲雖謙虛地辭受詩界革命主將的稱號，但還是承認自己就像開辟北美大陸的清教徒般，開啟了近代中國茫茫詩海的新大洲，希望更多才華橫溢的文士推進新詩的創作。

“寸寸河山寸寸金，圖片 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贈梁任父同年》）抱著這種憂國憂民情懷，外交，以誠懇堅忍而謀國之忠；變法，實事求是而使湖南麵貌為之一新；治史，讓時人有見之恨晚之歎；寫詩，引領全國詩界革命風潮；辦教育，抓住師範教育這一關鍵而綱舉目張，卓有成效。這一切，就是梅州先賢黃遵憲給後人呈現的霸才風貌。

紀念印記

黃遵憲去世已過百年，他的人生風範和思想影響仍被廣為關注與尊崇，在其故鄉梅州留下眾多的紀念印記。

在梅城攀桂坊，其故居榮祿第及書齋人境廬是展示其生平事跡與成就的重要場所，兩者均被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其側有黃先生之出生地——德讚樓，近日已被列為梅州市文物保護單位。這些都是他生活過的地方。

在人境廬旁的周溪兩岸，分別有兩所學校與他密切相關，一所是東山中學，前身東山書院，在清末由先生倡議改建為東山初級師範學堂，故該校也視黃先生為校史中之重要人物。周溪之北岸的枸杞崗有初級中學一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創辦，名公度中學，蓋以先生別字命名，延至二十一世紀初，複更名為黃遵憲紀念中學，以示尊崇。

追懷先生者，尚有梅州中學，以先生為該校創辦人之一。

今之梅州公共建築紀念黃先生的，有歸讀公園之公度詩廊，彰先生辟詩界革命之功；中國客家博物館有銅像八尊，寓僑界領袖昔日追懷梅州八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