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詞典

溫仲和（1837—1904），家名位中，字慕柳，號柳介，嘉應州鬆口堡（今梅縣鬆口）人，晚清著名的學者、教育家。著有《求在我齋集》《三禮彙纂》《讀春秋公羊劄記》《為學通義》《其觀通》及詩文集等。

溫仲和十七歲入州學，光緒十一年（1885）科試得優貢，入京肄業於國子監南學。光緒十四年（1888）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次年為乙醜科進士，欽點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任職一年後，回歸故裏，光緒二十年（1894）起，先後任潮州金山書院院長和潮州中學（今金山中學）總教習。

百日維新失敗後，清廷明令恢複八股舊製，溫仲和公開反對，提倡新學，並因此被排擠而去職，與好友一道創辦新式學堂——嶺東同文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返回家鄉鬆口養病，同年在家中病逝。

在晚清的梅州先賢中，溫仲和是一個被時常提及的名字，他在當時的梅州士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丘逢甲銘其墓，評價其“製行則古之君子，講學則今之通儒”。丘氏之語，是對溫仲和一生最為準確的概括。溫仲和是一個謙謙君子，他的威望源自於其讓人佩服的君子之風。

甘於淡泊

溫仲和於光緒十一年（1885）參加科試得優貢，入京肄業於國子監南學。光緒十四年（1888）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次年為乙醜科進士，欽點翰林庶吉士。所謂庶吉士，亦稱庶常。其名稱源自《書經·立政》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國明、清兩朝時翰林院內的短期職位。庶吉士一般為期三年，其間由翰林內經驗豐富者為教習，授以各種知識。三年後，在下次會試前進行考核，稱“散館”，成績優異者留任翰林，授編修或檢討，稱“留館”，其他則被派往六部任主事、禦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溫仲和在散館後，被授“翰林院檢討”，這是一個屬於從七品的閑官，掌修國史。

溫仲和在翰林院檢討任上未及一年，便回歸故裏，光緒二十年（1894）起，先後任潮州金山書院院長和潮州中學（今金山中學）總教習。百日維新失敗後，溫仲和與好友一道在汕頭創辦新式學堂——嶺東同文學堂。

縱觀溫仲和一生，其並無意在官場上奔波，而是樂於過一種鄭板橋所描述的“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的生活。

溫仲和這種生活道路的選擇，並非因為其本人沒有經濟之才，相反，其學問文章，深為時論所歎服。丘逢甲謂之“今之通儒”，不但精通經史，且不囿舊學，能與時俱進，以身作則鑽研理化、天文、氣象、地理，並編寫了《代數幾何算稿》，把數學列為各學科的根本。他是“舊學界之經濟學家，新學界之教育家”，饒芙裳（梅縣鬆口人，廣東名儒，曾任廣東教育司司長，眾議院議員）謂之“融貫中西而神識宏達”，“人之慕先生（即溫仲和）者，鹹服其訓詁考據之精，詞章之美”，“入詞垣後，猶究心算術，知西書之確有實用，複日事檢討”（饒芙裳《求在我齋集序》）。可見，溫仲和的學問才華，是出類拔萃的。

既如此，為何其無意仕進，而選擇回鄉課徒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時局的混亂讓他覺得事無可為。溫仲和曾向友人梁居實（嘉應州人，曾長期出使外國，清廷賜寶星勳章，從二品官銜）談及其選擇回鄉課徒的原因是“靜以待命”。“靜以待命”四字，在梁居實聽來，別有一番感觸，他對溫仲和說：“‘靜以待命’一語，尋常聞者，不之覺，我聞之，使我心益悲矣，蓋必百方籌劃，夫然後能作語。又必滿腔悲憤，夫然後乃出此語也。閣下寧不喟然耶？”（梁居實《致溫仲和書》）盡管如此，但在眾人競進之時，他選擇鄉居課徒，也是源於他身上有一種甘於淡泊的君子之風。

與人為善

和全國各地一樣，晚清時期的梅州地區，社會矛盾極為尖銳，大變局下的各集團利益變動，使得地方士紳之間彼此相互爭鬥捏控。但是，溫仲和非但沒有陷入鬥爭旋渦之中，相反，爭鬥各方在談及溫仲和時，都是頌揚肯定之語。這是由於他除了甘於淡泊外，還有一種與人為善的君子之風。正如丘逢甲所評論的一樣，溫仲和“性和而節，與人若無不可”（丘逢甲《溫慕柳先生墓誌銘》）。

溫仲和的許多著作都已散佚，在其過世後，其子溫德輿複收其經說詩文合為一集，刊之以傳世，名曰《求在我齋集》。集中存有溫氏詩歌七十九題一百零八首，書信二十通。從這些留下來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與黃遵憲、丘逢甲、梁居實、梁國瑞（嘉應州保安局總辦）、葉璧華（嘉應州才女，詩人）、劉燕勳（畢生堅守鄉野的嘉應州老書生）、陳展雲（鎮平人，曾任廣西陽朔、天河知縣）、陳元焯（長樂人，曾曆官江西鉛山、可安、東鄉、贛州、興國等七縣知縣）、饒芙裳等都有良好的交往。而這些人大多是地方權紳或意見領袖，對地方事務有極大的影響力。

另外，溫仲和過人的才學及其與人為善的待人態度，加之不論是其家鄉鬆口，還是其教學之所潮州、汕頭，都是南洋來往唐山的必經之地，所以，他在梅州地區的南洋華僑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與張弼士（南洋首富，被清廷委為新加坡總領事）、謝夢池（馬來亞南洋巨富）、梁璧如（謝夢池女婿，南洋富商）、張榕軒（嘉應州鬆口人，晚清著名愛國僑商，是中國第一條華僑商辦鐵路——潮汕鐵路的創辦人，被清廷委為駐檳城副領事）、張耀軒（張榕軒之弟）、梁映堂（印尼華僑領袖）等人都有頻密的書信往來，他們來往唐山時也經常會到他的家中或學校拜訪。

與人為善的君子之風，使溫仲和得到大家的共同尊敬，當其病逝之時，“行道之人，識與不識，聞者莫不哀而惜之，以為君子哉！”（丘逢甲《溫柳介先生誄》）

成人之美

晚清時期士紳所要興辦的任何地方事務，首要者便是籌款。而欲籌款，首要者便是向南洋富商募集。由於溫仲和在南洋華僑中有崇高的地位，地方士紳便常常求助於他。而溫仲和大多數時候都傾力幫助。

例如，1902年，嘉應州因為水旱迭遘，饑饉洊臻，米價驟增，鬥米貴至千錢，以黃遵憲為首的一些地方士紳，擬合眾人之力召集一公司，以蕪湖、鎮江等處為內地米源，暹羅、安南等地為外洋米源，運米返州發糶。黃遵憲將招股啟事寄給溫仲和，希望其協助募款。溫仲和收到啟事後，旋擇請各富老到場，或由本家先函知外洋認股，然後再發函告急於南洋諸巨商。他並引朱子之語表達自己對此事望其可、望其成的態度，表現出其不求成功在我，樂於成人之美的君子之風。此後，地方士紳們又擬在米源地蕪湖辦工藝廠，製造仿西洋通行之式的兒童玩具回州販賣。同時，還想利用溫仲和主持的嶺東同文學堂，在米源入口地汕頭另辦一工藝廠， 以潮嘉物產為原料製造產品外銷。而這一切，溫仲和都給予了大力支持。

另外，1903年地方士紳成立“嘉應興學會議所”，黃遵憲自任會長，發起地方辦學活動，溫仲和在學校的選址、經費的籌措、課程的設置、教材的建設、師範生的選送等方麵，都給予了大力幫助。

再如，1890年，地方士紳梁國瑞等建議州官重修州誌，聘溫仲和為總纂。溫仲和不但承擔總纂任務，而且積極協助籌款募捐，曆時八年完成了《嘉應州誌》。圖片

既勇於任事，又樂於成人之美，這是溫仲和君子之風的另一側麵。

堅毅有守

溫仲和甘於淡泊，與人為善，樂於成人之美，這並不表示他是一個沒有原則的老好人。相反，他的待人處事，有著堅定而清晰的原則底線，這點，丘逢甲在《溫慕柳先生墓誌銘》中有明確的表述，他說溫仲和“性和而節，與人若無不可，然堅毅有守。義不可，雖勸掖輒婉謝之；其所可，雖不為嶄嶄行，然必達所守之義而後已，俗論不能搖”。而在黃遵憲等人擬辦米公司而要溫仲和協助募款時，溫仲和也在給黃遵憲的回函中清楚地說明了他的原則底線，他說：

朱子雲：聖賢辦事，豈不望其可，望其成。然必事求可功求成，聖賢自不如此，所以然者，以斷之以義故也。公今日出而主持此事，正所謂見義勇為者，弟等安敢不相助乎？運米多則米價自平，人心自靖。米價平，人心靖，地方自安。防賊防饑兩者皆不容稍懈。雖知其難，以今日保衛桑梓而論，無要於此，不敢不勉也。

可見，他雖然有“望其可，望其成”的成人之美願望，但是否助其成，須“斷之以義”，“義不可，雖勸掖輒婉謝之；其所可，雖不為嶄嶄行，然必達所守之義而後已，俗論不能搖”。他之所以為黃遵憲等人辦米公司而協助募款，是因為此事對平米價，靖人心，安地方有益，所以，他見義勇為，不敢不勉。同樣，他為地方士紳的辦學活動出力，是因為辦教育是有利國家民族的大好事。

相反，若事情不合道義，他則堅決不予支持。

例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興起，粵東客籍地區陷入動亂之中，黃遵憲等地方士紳擬團練鄉勇自保。溫仲和則提出“團練鄉勇，不如募練營勇”的不同意見，他認為“練四五營兵，以三營保潮，以兩營保嘉”，“較之團練，尤為得力”。所謂團練鄉勇，係指從地方上招募勇丁訓練。鄉勇平時在自己家裏發展生產，一旦有事便集合起來平亂；所謂募練營勇，即地方募集資金，從綠營中抽選兵丁訓練，專職防衛地方。溫仲和反對團練鄉勇，主張募練營勇，真實的意圖大概是擔心鄉勇與地方勢力關係過於密切，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士利用，違背保土安民的初衷。事情未依其主張發展，他也不願參與到地方團練事務之中。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在黃遵憲等人去世後，地方武裝（嘉應州保安局）成了個別權紳的私人工具，在地方上平添了許多動亂。

再如，當時許多大家族興起修譜風氣，而在修譜過程中總是喜歡不顧事實地攀附名人以顯貴。對此，溫仲和呐喊：“豈能以一人之手掩天下目哉？”所以，當晚年黃遵憲在家修《攀桂坊黃氏族譜》時，溫仲和就對其中的錯誤進行了不留情麵的指正。

以上事例說明，甘於淡泊、與人為善、樂於成人之美的外表之下，溫仲和有著堅定的道義追求，而這，正是其君子之風中最為可貴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