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詞典

王者輔（？—1782），字覲顏，號惺齋，安徽省天長縣人。清雍正四年（1726）以廩貢生考選“文行兼優”任廣東海豐縣令，開始仕宦生涯。在海豐率先個人捐資以發動社會合力修建紀念文天祥的方飯亭，以耿介觸怒上峰惠州知府而罷官。後往甘肅軍前效力獲軍功，獲重新起任，曆任直隸固安縣令、順天府北路同知、宣化知府。因再次觸怒權貴而降職轉任，於乾隆九年（1744）就任嘉應州知州。任上倡修水利、大興文教，建東山書院、南岡書院、狀元橋，推動梅州文教的發展。離任後，曾在兩江總督府任幕僚，晚年謫戍吉林，以病終。

在今天的梅州，有多處重要文化遺存是與清代乾隆年間的嘉應州知州王者輔息息相關的，包括兩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一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這些建築分別是千佛塔、東山書院和狀元橋。它們的存在證明，對於乾嘉年間梅州文教的興盛，王者輔的施政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他的作為不說功德無量，也是成績斐然。

1. 出身寒門，為官耿介果決

查閱同治年間的《天長縣誌》可知，王者輔於康熙年間出生於安徽省天長縣一個寒素的讀書人家庭。父親王穎哲喜愛詩書，因為家庭貧困而放棄科舉入仕的道路，“仍以詩書教授於閭裏”，指導兒子王者輔讀書。也許是因家境和人脈不足，王者輔二十歲出頭時依然是童生，直到吳中名儒張映葵前去擔任主管縣教育的官員，經其指點傳授，王者輔學業開始進步，才考中廩生。

本來憑這點功名，王者輔是沒有機會做官的。命運的一大轉折還是來了：雍正皇帝登基後，下令破格選拔人才，以敢言著稱的官員孫嘉淦在安徽視學挑選文行兼優者三人，王者輔以廩生的身份參加考試，名列第三，被授海豐令。雍正六年（1728），王者輔來到嶺南地區開始從政生涯。

海豐處於素有“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之稱的山海之區，民風剽悍，不時有“跳梁”揭旗聚眾為盜，劫掠民財，時散時聚。懾於當地民風，王者輔的前任不敢嚴厲處理一些違法違紀的行為。王者輔到任後，麵對這一情況，果決組織地保練兵，自己身先士卒，通過計取力剿成效頗著。一次，有被執盜匪逃脫，派人將利刃放入王者輔的寢室進行威脅，但他也不為所動。

海豐有出海捕魚的拖篷船一百八十多艘，過去縣令到任，均要進行驗票，索取利益，貓膩多多。王者輔堅持舊票為憑，有遺者即補給，不受一文。藍鼎元《鹿洲初集·怪尹記》筆下的王者輔平時“布衣蔬食”，衙門之中僅用七人，一切文案均自己辦理，外出時不坐轎子，隻騎一匹瘦馬，帶著兩個皂吏隨從。這樣的王者輔在清代中葉腐敗的官場中被視為異類，人稱“怪尹”。在前任交盤虧空的處理上，他不會逢迎上級，與惠州知府產生矛盾，互揭當事，反被控告，擔任海豐縣令一年多後就被參革丟官。

從王者輔的從政經曆看，他為政清廉，做事果決，但也有性格缺乏圓通的剛愎之嫌。不過，廣東巡撫鄂彌達看中他操守，邀請他作為幕僚，並於雍正十二年（1734）推薦他到甘肅軍前效力。直至乾隆元年（1736），大軍凱旋，王者輔以軍功複職，後得實缺任順天府固安（今廊坊）縣令。

擔任固安縣令九個月後，王者輔升任順天府北路（今北京市北郊各縣）同知，當地靠近京城，旗人和漢民雜處，他一視同仁，還捐資設立書院。過了九個月，升任宣化府（今屬張家口）知府。

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完成仕途三級跳後，王者輔剛直乃至剛愎的性格再次遭遇挑戰。宣化府不但旗人和漢民雜處，而且遍布皇莊。讀過《紅樓夢》裏描述的莊頭烏進孝一節文字的讀者就知道，貴族家的莊頭尚且權勢熏天，何況是皇莊莊頭。宣化府皇莊莊頭一向與官府勾結，新上任的王者輔卻執法不與通融，於是與他產生矛盾的莊頭竟以重案控告，企圖讓他丟官。後來誣告的人被抓獲，乾隆皇帝命令大臣審訊，結果各打五十大板，既處置誣告莊頭，也認為王者輔處理政務過嚴，將他降職。王者輔於乾隆六年（1741）被發往廣東，以同知直隸州補用，曆署惠州知府、欽州知府（未任實職）。

2. 為官嘉應，大興文教水利

乾隆九年（1744），王者輔獲得任嘉應州知州的實缺，再次來到廣東擔任地方官。從海豐到宣化，又來到嘉應州（今梅州），這已是王者輔仕途上遭遇的第二次挫折。盡管命運多蹇，不過從他留下的宦跡看，其依然保持積極有為的心態，在嘉應州的施政理念體現在興文教、尊賢人、修水利上。

王者輔在梅州興建了兩座書院，分別是攀桂坊一帶的東山書院和位於南口堡的南岡書院，這兩處遺址目前仍存。其中東山書院建於乾隆十一年（1746），由王者輔倡建和設計。書院為重簷歇山頂風格，三進二橫。選址以周濂溪命名“周溪之畔”，橫屋為二層走馬樓，與後堂三層建築“文昌閣”（又名“魁星樓”）相連。由此，東山書院是繼培風書院之後梅城的又一座著名書院，成為培養科舉士子和文化人才的重要場所。東山書院後來成為東山初級師範學堂、東山中學的辦學校址。這雖與後來梅州先賢薪火相傳的努力分不開，但王者輔具有前瞻意識的選址，在東郊這個用地寬敞、水源充足、交通方便的地方建院，是東山書院生命力充沛的根本所在。

當時東郊的南漢修慧寺已經荒廢，寺裏的其中一座千佛鐵塔輾轉流落民間，王者輔參與修複，夯土為塔基，將塔安置在東山山麓的齊洲寺。另外，為了方便行人，又將東山書院門前的狀元橋提議建成石拱橋，改名靈濟橋。原因是在他發出倡議不久，大雨過後的周溪大水衝刷讓濂溪橋下一批前人用過的方石現身，解決了修橋的石料難題。梅州鄉賢、翰林李象元特地撰文讚揚王者輔，並把這件巧合的事件記錄下來。古代，修橋是利濟行人的大事，王者輔除修建狀元橋外，還在城北的窖溪口修橋（原梅縣華僑中學內），而這裏是五裏亭通往江西的古驛道。

在擔任嘉應州知州的第三年，王者輔還完成了一件大事。此前一年他親率士民，發動熱心士紳吳玉新董理並捐資，對程江河渡江津到今天金利來大街樹湖坪的河段，修築水壩，解決水患崩岸對這一帶房屋造成的威脅，另外設立資金，為渡江津、梅溪兩渡口的維護和船工工資提供保障。

而在民間傳說中，王者輔精通堪輿術，大肆破壞梅城的龜形風水，起因是他看中東教場旁邊的一塊風水寶地，想據為己有，卻被梅城士民識破，搶先在那裏建起關帝廟，令他的預謀落空。於是，懷恨在心的王者輔開始實施他的報複行動。這個說法用曆史眼光衡量，是經不起推敲的。筆者在清末民初梅縣學者王漱薇的《梅聯最話》中發現，王先生在介紹這座關帝廟的楹聯時，提到明朝泰昌年間本地文人鍾士楚擬有一副楹聯，特別提到廟裏還有萬曆年間的碑記。由此可見，關帝廟在明代已經存在，所謂王者輔要占來做父母風水墳地的故事是多麼荒誕不經。

據王者輔的孫女、數學家王貞儀的記敘，王者輔喜愛讀書，藏書甚富，達七十二櫥，其中經史一類的書籍居多，但是曆學、算學等自然科學的書籍也不少。王者輔應該對數學、天文具有相當水準的學識，這在當時普通人眼裏，很容易與神秘主義的堪輿聯係起來，錯誤認為王者輔是一個類似風水師的官員，於是做出對王者輔的誤讀，進而被一些對王者輔不滿的人群歪曲醜化。

3. 崇賢辟佛，重修相公亭

在今梅州城區之北，古代有一條通往江西筠門嶺的重要驛道，今天的梅江區城北鎮群益村的五峰庵就位於驛道附近。據當地村人介紹，曆史上傳說五峰庵曾非常興盛，曾有僧侶百人，被乾隆年間的知州王者輔蓄意下令改建大門，變動風水格局，導致香火零落，僧人銳減。

這個傳說一直在當地流傳，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實。但筆者在離此地僅數裏的相公亭牆上卻發現一塊古老石碑，記載了一條重要內容，揭示“五峰庵傳說”產生的真相。相公亭是後人紀念唐朝著名賢相張九齡曾經駐足此地而建的古跡。這塊在乾隆十一年（1746）由當地士紳立石的石碑，刻有王者輔撰寫的碑文，記錄王者輔當年決定將五峰庵田租五石九鬥三勺撥付給相公亭的史實。此前王者輔就曾修建附近的窖溪口石橋，同樣出於維護這條驛道的人員順暢、便捷往來的目的。

碑記透露，王者輔是一位具有尊賢愛民儒家正統觀念的官員，他認為“有有益之費，有無益之費；有以有益為無益之費，有以無益為有益之費”，並且直接指出“無益者，以金錢市田產供浮屠氏揮斥是也。有益者，敬事前賢，及修橋梁、施茶湯以涼行旅也”。於是他決斷將五峰庵相當大項的廟產田租撥付給相公亭，作為紀念祭祀張九齡的香燈費和來往驛道旅客歇腳的施茶費用，餘額作為附近三座橋的修理費。他強調，此舉是以無益之費做有益之事。但他的決定在客觀上掐斷了五峰庵的重要財源，這才是王者輔“傷害”五峰庵導致民間傳說抹黑他的真正原因。

王者輔還在碑記中向不同意見者發出告誡：“予惟世俗愚夫愚婦迷惑於釋迦如來之說者，以齋僧布施為福利，相與崇奉……至於賢人君子懿行芳型可法可則者，反漠然不知敬禮。又其所謂功德者，乃求之怪譎靈無之境，而不知尋常日用顯然有道義之為。”尊賢是王者輔一向的準則，早在二十年前擔任海豐知縣時，他倡修方飯亭，紀念在當地五坡嶺被元軍俘虜的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修方飯亭序》中批評當地一些人熱衷梵宮仙院而紀念義士忠臣碑殘剝落的情況。這證明王者輔是一位具有正統儒家思想的官員。

回顧他的一貫思想行為，反對怪譎靈無的儒家正統派王者輔，很難與怪力亂神的風水堪輿聯係在一起。不過，他的決斷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其性格中不會妥協、不善靈活處理矛盾的弱點，決策時忽略民間的文化心理。這不但體現在處理五峰庵香燈田租一事上，也體現在他此前官場上遭遇的多次挫折上。抱定良好初衷的王者輔，施政中並沒有體諒民間特殊的文化心理，自然會招致一定的反彈。

梅州民間群眾具有信奉神明的悠久傳統，包括以風水指導民間世俗生活的習慣。在這裏，風水甚至作為一種民間話語，進入公共空間，對施政者的動機做出在今天看來有違科學乃至近乎荒誕的解釋，這種現象延續至今。按照王者輔的個性，他在嘉應州的三年裏，做了那麼多的施政舉動，很可能像五峰庵、相公亭事件一樣得罪了不少人。於是，民間一些人按照文化心理定式建構的他以堪輿術破壞梅州風水的故事應運而生，乃至穿鑿附會不斷衍生，對他進行汙名化。

王者輔家鄉的縣誌形容他恃才傲物，在嘉應州與守備（武官）產生矛盾，被袒護對方的上級“摭小事去官”，再次遭遇官場滑鐵盧。王者輔後來被兩江總督黃廷桂、浙江巡撫莊滋圃先後邀請入幕，曾一度與著名的文學家袁枚共事，終因一次辦案失誤而去職，在吉林謫居直至去世。晚年的王者輔並沒有選擇回家鄉，而是把家眷安置在江寧（即今天的南京）。王者輔父親一脈留居安徽天長縣的，是其另一個兒子王者相的後裔。

王者輔去任後，嘉應州當地實際上對他的功績是非常肯定的，在乾隆《嘉應州誌》中就開始將他列入名宦，今天的東山書院依然保存著有關他的生平介紹。同治《天長縣誌》更是記載，他離任三十年後，家屬一次經過嘉應州，當地一些人士獲悉後，熱情邀請其家屬到名宦祠祭拜並贈送禮品。對於性格耿介、作風剛硬的清官王者輔來說，這可說是莫大的肯定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