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詞典

 李士淳（1585—1665），字仲壘，號二何，廣東程鄉縣（今梅州市梅縣區鬆口鎮洋坑村）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史學家、教育家。李士淳自幼聰明過人、博覽詩書。萬曆三十七年（1609），二十五歲的李士淳在己酉科鄉試中高中解元。萬曆四十七年（1619），在家鄉梅江邊倡建元魁塔。崇禎元年（1628）中進士並榮獲會魁，先後任山西省翼城縣和曲沃縣縣令。任上，李士淳捐俸建館講學，治地文風大振，被譽為“嶺南夫子”。由於政績卓著被薦參加殿試，召對稱旨，授翰林院編修，充東宮講讀。崇禎十七年（1644），明朝滅亡，李士淳被俘，備受刑笞，潛歸故裏。先後接受南明隆武帝、永曆帝詔封敕諭，積極從事反清複明活動。抗清失敗後，隱居鄉裏，不應征召，鬻產辦學，潛心著述。纂著有《程鄉縣誌》《陰那山誌》《古今文範》《三柏軒集》。清康熙四年（1665）因病逝世，葬於鬆口曬布崗。

一個地方的文化演進，在重要的階段都會出現一個標誌性的關鍵人物。明代是梅州的核心區程鄉縣文化發育成熟的時期，文教開始繁榮，人才輩出，然而卻也麵臨明亡清興的劇烈社會變遷和戰亂的考驗。幸運的是，這時候一位年屆花甲的文化人挺身而出，擔當粵東北士林的領袖，他既能不屈身折節，又做到了堅忍折衝，心存明室，周旋於亂世，為保存和推動梅州的文化薪火而殫精竭慮。他就是明末清初梅州傳奇人物李士淳。

1. 文為士範，振興家鄉文風

“文為士範，行為士則”是東漢大儒、廉吏陳寔的人生寫照，是指一個人的文章、德行可以作為世人學習的楷模和典範。明末清初的李士淳，正是梅州士林在這方麵的代表之一。

李士淳出生於書香家庭，父親李鶤是一名秀才。李士淳自幼聰穎，少年考中秀才，曾隱居家鄉附近的陰那山靈光寺，潛心讀書，根據寺前三棵柏樹，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三柏軒”。李士淳的科舉之路是比較順利的，二十五歲高中解元（鄉試全省第一名），四十四歲考中進士，雖略有蹉跎，但對一位嶺南士子來說也不算太遲，因為他讀書的目的並不是純粹為了仕途上的加官晉爵。讀書於陰那山時，他常引範仲淹“先憂後樂”的名言砥礪自己。他設館鄉裏，名為“五龍館”，教授子弟。為了振興家鄉的文風，他在鬆口發起修建元魁塔，在塔下建文昌祠，修建耆英書院，以改變地方文風欠佳的現狀。在當時的經濟狀況下，建石塔是個大工程，李士淳晚年曾回憶：“家無擔石之儲，勉任千秋之事。沿鄉募化，逢人請求，人鹹嗤餘之迂……”就是在這一艱難的情況下，李士淳迎難而上，在崇禎庚午年（1630）完成建塔工程。修文峰塔振興文教的想法，以今天的眼光看並無科學根據，但在當時的觀念下卻也起到激勵士子和士民重教的精神感召作用。明代鬆口的進士寥寥無幾，而自李士淳後，登科中甲者不勝枚舉。

李士淳早年在家鄉倡導的另一項文化工程就是纂修《陰那山誌》。陰那山是粵東名山，自唐代慚愧祖師潘了拳卓錫此地後，佛教寺院逐漸興起。到了明末，來自江西的真蓮和尚打算向朝廷請頒大藏經，以提升陰那山靈光寺的宗教文化地位。李士淳在繁忙的舉業中，抽空梳理陰那山的曆史，纂修了《陰那山誌》，對陰那山的曆史、宗教、文化做了初步係統的整理，開啟了陰那山誌書的修纂工程，其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天，為保存這一宗教文化聖地的曆史信息做出了巨大貢獻。

李士淳的文筆被清代學者吳蘭修比喻為“野馬脫韁，縱橫恣肆”，兼具卓越的史才、史學、史識，使他得以完成《陰那山誌》的編纂。然而能夠完成包括日後的一係列艱辛文化工程，關鍵還是文化使命感在支撐著他的人生信念。

2. 行為士則，做官政聲卓著

在元魁塔落成的前兩年，李士淳考中進士，從此開始仕宦生涯，最初的六年是在山西的翼城、曲沃兩縣擔任知縣。

他上任翼城縣縣令伊始，“惠民訓士，朔望詣明倫堂，集諸士講學課文，捐俸建翔山書院，一時文風丕振”。對教育的重視，貫穿在李士淳的人生經曆中。在他調任曲沃縣縣令後，依然重視當地的文教，他在當地倡建喬山書院，“講學課文”。山西當時是貧瘠之地，適逢明朝社會動蕩，李士淳重視文教，不少經費是自掏腰包。史料記載，自從他出任知縣到經選拔入中央政府的翰林院，“飲冰茹蘖，不名一錢，家居蕭然四壁，不殊寒素”。其《課士圖誌》記錄，他捐建翔山書院俸銀一百六十兩；在曲沃他捐銀一百兩，作為當地士子科舉卷資。

在李士淳的努力下，在他任內翼城兩次鄉試中舉二十多人，會試中進士的六人；曲沃任內中舉十多人，中進士三人，都是他指導賞拔的士人。正因為李士淳以身作則推動在任地區的文教發展，他的人格魅力得到當地百姓和讀書人的擁戴，被認為是一位來自嶺南地區有德望的教育家，所以尊稱他為“嶺南夫子”。

今天想了解李士淳事跡的人士，往往會選擇去鬆口銅盤下店的世德堂緬懷，其實這座宏偉的大屋並非李士淳的物業，而是他的侄子李椅（字直簡）建的房子，李椅是他哥哥李士濂的兒子。在鬆口，李士淳的後裔主要住在老街的書院一帶，部分則定居梅城攀桂坊的洗腳塘先賢書院，正因為物業不多，所以他的後裔不斷外遷，在鬆口圩鎮成為李氏望族的是他哥哥一脈，這也佐證李士淳是位清操有守的官員，在明末官員貪汙成風的社會中，是個特殊的人物。

在曲沃知縣任上，當時發生旱災，朝廷撥出款項，命內臣前往賑救災民。山西省的最高行政長官委派李士淳察驗有災情的州縣。李士淳單車簡從，深入深山窮穀，進行調查和甄別，淘汰濫竽充數的冒領者，讓上萬受災最嚴重的窮苦百姓得到賑濟撫恤。李士淳的愛民和他注重當地教育的出發點是一脈相通的，文教發展是曆時較長才能見效的事業，他畢生醉心於此，正是他作為一名讀書人和官員的使命感所推動的。

3. 誌存明室，孤忠藏於心曲

李士淳作為一名地方官員，盡忠職守，最後被召入中央政府擔任翰林學士和皇太子的講讀老師。但是他個人的努力終究是渺小的，由於社會的混亂和朝政的腐敗，造成局勢不可挽回。在農民起義和清軍入侵的夾擊下，明王朝最終轟然崩塌。

1644年3月，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明王朝滅亡，史稱“甲申之變”。進入京城的農民軍對明朝的王公大臣進行拘押，采取拷打追繳財物的方式，李士淳沒有像太子的另一位老師項煜等人一樣投靠大順政權，因此列入羈押行列。羈押期間，李士淳曾遭受夾刑共四次，有些人因不堪此刑而死。幸運的是，《明季北略》雖以“慘甚”的字眼形容他受刑，大概用刑者沒有下死力，讓這位老者得以死裏逃生。此後，李士淳一度被釋放，但在四月初三又再次被囚。當月發生的大事，是大順軍在山海關被清軍和吳三桂的部隊擊敗，並在這個月底倉皇撤往陝西，大概是在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中，李士淳才得以從牢獄中脫身“匍匐歸裏”。這年，他正好步入花甲之年。

李士淳南下的時候並沒有到福王登基的南京，這是因為南京同樣存在明末黨爭的局麵。南明政權官員抱著黨爭的態度和絕對主義的封建節烈觀念，不但把投順和被迫臨時順從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視為逆黨，而且荒謬地將李士淳這類拒絕合作而受刑的官員，經由南明朝廷的刑部定為“降賊諸臣”，罪名是“被囚偷息生還”，要求類似官員回鄉待罪。這樣，李士淳成了一名政治難民：大順，他不肯投降；清政權，他不屑於投靠；南明，他不被接納。所謂“匍匐歸裏”，不單是身體有傷，也有心靈受傷寫照的成分，這位“嶺南夫子”隻好回到家鄉廣東程鄉縣鬆口。

1645年，南京的福王政權很快在清軍的進攻下土崩瓦解。唐王在福州被擁立登基，年號隆武。其時，身在家鄉的李士淳采取了積極的支持態度，他和小兒子李梓都接受了隆武朝廷的封職，這在一些早期的文獻或者族譜一類的民間文獻中可以看到。李士淳此時的職務有“吏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禮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等，比清代官修誌書中“前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的記錄要長，而李士淳擔任的這些職務，正是南明政權的隆武以及後來的永曆皇帝頒授的。雖然這些職務是遙領，並沒有前往實地任職，但的確表明了李士淳嚴正的民族立場和忠貞的氣節。

盡管遭遇磨難和不理解，李士淳內心還是堅守對明王朝的忠誠。在清兵入粵前後，李士淳曾在程鄉縣鬆口保境自守，當時地方武裝勢力蜂起，三河以下有吳六奇的武裝虎視眈眈，北有堯塘張吉的地方武裝枕戈待旦。李士淳以嚴正的態度曉諭對方，還單騎到三河拜訪吳六奇，強調要團結對外、保境安民。他在鬆口梅江、鬆源河口，牽設鐵鏈、檢查點，對過往運輸船隻收取稅金，作為支持南明複國大業的經費。

李士淳支持張家玉在程鄉縣募兵勤王隆武政權，又曾與明朝遺民羅萬傑、何士冡等結“陶社”。今天的大埔縣湖寮鎮磐湖庵，還留有一塊碑記，正是他們之間交往的曆史遺跡。另外，李士淳與揭陽籍進士郭之奇互通聲氣，曾力圖響應潮州總兵郝尚久的反正，以打通粵東地區與粵西永曆政權的聯係。這些曆史都被近代著名學者溫廷敬記錄進《明季潮州忠逸傳》一書中。

（李士淳重建之鬆江書院舊址）

複明事業終告無力回天，盡了忠後，李士淳采取的就是“逸”的態度。但他隱逸的方式又與同時期的羅萬傑、金堡（今釋澹歸）不同，後兩者是遁入空門，禪寂一生，而李士淳是隱逸鄉間、隱逸市井，思有作為。李士淳以年老為辭，謝絕清王朝的征召，先在家鄉鬆口重建鬆江書院，為此賣掉田產數百畝，籌款五百兩白銀，構建一座有百餘房間，上中下三堂以及書樓的書院，聚眾講學；又在梅城東郊的洗腳塘建有建築一座，名為先賢書院（一說原名立誠書院，位於今華僑大廈附近），帶動攀桂坊一帶李氏、張氏、蕭氏家族文風的興起。他還應清朝第一任程鄉知縣葛三陽的邀請，領頭纂修已經一百多年未曾續修的《程鄉縣誌》。作為明朝遺民，李士淳出麵修誌，既有“苟有關世教，則稗史之與正史等耳，國史與邑誌何擇焉”的態度，也有“而吾程之誌，經百餘年，未及修葺，殘缺泯滅。次第不倫，豕亥魯魚，訛舛可疵，缺征信考疑，無所景行仰止”的迫切感，更有心存明室，企圖保存明史地方文獻的用心。在修誌的過程中，李士淳記錄了南明在粵東的活動曆史，包括職官、科舉等一類的文獻，隻不過這些記錄在康熙年間劉廣聰續修縣誌時，以“查所記載，與近來條例殊多未合”為由刪除了。但這從側麵反映李士淳心存明室的隱曲之心。

李士淳晚年以靈光寺的三柏軒作為自己文集《三柏軒集》的書名，他推崇柏樹，雖有飽經風霜、追求長壽的想法，更多的可能是回應一些世人對他在明亡後沒有殉節的苛責。“歲寒而知鬆柏之後凋”，是柏樹的特性，也是李士淳在山河破碎、心無所依中堅貞與守望的一種表白。如果我們拋開傳統的封建節烈觀念，可以窺見李士淳一生堅守了施教愛民、忠於王室、心貞如一的信條，在社稷淪亡、死亡威脅、世人誤解、戰火紛飛中保持有功於社會、懷德為民的作為，是多麼可貴。1665年，李士淳在家鄉逝世，後世追諡“文貞”。此前一年，靈光寺門前的一棵柏樹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