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詞典

 張九齡（678—740），字子壽，一名博物，諡文獻。唐朝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人，世稱“張曲江”或“文獻公”。唐朝開元年間名相，詩人。七歲知屬文，唐中宗景龍初年進士，始調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右補闕。開元時曆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令。

張九齡是一位著名政治家、文學家。他忠耿盡職，秉公守則，直言敢諫，選賢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趨炎附勢，敢與惡勢力做鬥爭，為“開元之治”做出了積極貢獻。他的五言古詩詩風清淡，語言素練質樸，寄托深遠，掃除唐初所沿襲的六朝綺靡詩風，有《曲江集》，被譽為“嶺南第一人”。張九齡早年未中進士前，曾遊曆潮州郡城，經過程鄉縣，見當地山水秀麗，逡巡不忍離去，程鄉縣後人即將其地命名相公坪，並建相公亭以示紀念。程鄉還將他列為“七賢”之一，作為地方文化的圖騰標誌人物之一。

每年的中秋佳節，詠月的佳句總會在具有中華文化情結的人士心中泛起波瀾。而唐代名相張九齡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望月懷遠》），正是詠月的千古名句，然而作為一位來自嶺南的知識分子，張九齡不但在高手如雲的唐代詩壇占有一席之地，還在唐代的政治舞台上展示出文人士大夫的忠直耿介的氣節。於是張九齡作為一種精神象征、文化的圖騰，數百年後被梅州人視為寓賢的代表，千年後被客家人視為傑出的代表之一。

駐足地成文化坐標

在梅州市梅江區城北鎮群益村，有一座古老的建築，名為相公亭。此亭位於梅州通往江西的古老驛道上，曆史悠久，其最早奉祀的對象就是唐代名相張九齡。張九齡是韶州曲江人，與梅州有何關聯？當地建有祭祀他的祠宇，這個淵源在曆史上有模糊的記載。

清初康熙年間的《程鄉縣誌》記載：“唐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微時嚐遊潮郡至梅州，愛其勝，不忍去。後登進士，仕至集賢院學士。人因名其地為相公坪。”而康熙初年程鄉知縣劉廣聰創作的《七賢祠》詩中有一首《曲江張公》：“曲江風度自翩翩，不道梅州姓氏傳。為愛雲山留勝跡，郵亭猶憶相公賢。”也就是說，在梅州古老的驛道上，大概到了明朝時期已經出現紀念張九齡的地名和建築，原因是張九齡喜愛這片山水，曾經在此駐足，一時不忍離去，所以後人將驛道上的郵亭改作兼祭祀他的祠宇。同樣，在張九齡稍後的唐代宗時期的宰相常袞，曾經過五華的岐嶺，該地由此得名丞相嶺，所以梅州人為紀念張九齡這位唐代的賢相，將他停留過的地方命名為“相公坪”。可見，建“相公亭”的行為是有其文化根據的。

在驛道上建相公亭，其實還是梅州士民對尊賢文化的一種重構。史載，張九齡於開元四年（716）秋辭官回鄉閑居，經過廣東北部的大庾嶺，見這條連通嶺南與中原的古道崎嶇難行，梅關一帶“人苦峻極”，於是上書玄宗皇帝開鑿梅關官道，得到朝廷批準。《開鑿大庾嶺路序》有載：“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拔灌叢，相其山穀之宜，革其阪險之故，歲巳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716年，張九齡親自到現場踏勘，緣磴道，拔灌叢，不辭勞苦，指揮施工。梅關古道修通，全長十幾公裏，路寬近十七米，路兩旁遍植鬆樹。南北交通大為改觀。“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於乎罅耳貫胸之類，珠琛絕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梅嶺古道成了連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幹道，被後人譽為“古代的京廣線”，不僅為唐代南北交通做出巨大貢獻，而且造福子孫後代。此後，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嶺路對他們來說是最方便快捷的通衢大道。

梅關與紀念張九齡的相公亭並沒有直接關係。然而，梅城城北五裏亭—相公亭—尋烏這條驛道，是梅州通往江西筠門嶺前往中原的重要驛道。舊時商賈往來、士子讀書赴考，人流如織。地方官員在梅州設立紀念張九齡的標誌，並非僅僅因為他曾“到此一遊”那麼簡單，而是將他作為推動中國南北交通的功臣來紀念的，更是以他的功名、文采和人格力量，激勵北上的梅州士子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金鑒風采後人欽記

客家人以崇文重本著稱，所以在梅州，包括宗祠、祖祠在內的傳統客家建築往往會標有堂號、門聯、堂聯，展示姓氏源流、家訓家風、先祖郡望等。以“清河”為郡望的梅州張氏的門聯，雖然也有多種，但以“青錢世澤，金鑒家聲”“清河世澤，唐相家聲”最為知名，門楣則有“曲江衍派”，有關的“金鑒”“唐相”“曲江”指的就是張九齡和他本人的名望。

“金鑒”的來源是這樣的：《舊唐書·張九齡傳》記載，張九齡擔任中書令（相當於宰相）的時候，恰逢唐玄宗李隆基的生日，文武大臣紛紛敬獻奇珍異寶賀壽，以討皇帝的歡心，張九齡卻呈獻《金鏡錄》（又名《千秋金鑒錄》）五卷，諫言曆史上朝代的興廢之道，希望作為朝廷施行良善政策的鏡鑒。當時的唐玄宗還是有些雅量的，不但不怪罪張九齡，還“賞異之”。張九齡的清操由此可見一斑。

張九齡的仕途路上得到宰相張說的賞識，兩人是同宗，又是科舉出身，所以張說對他很器重，認為張九齡將是“後出詞人之冠”。開元十三年（725），唐玄宗東巡，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張說辛勞備至，從門下省的侍中升遷至中書省的中書令，於是張說引薦兩個部門的“錄事、主書”官員以及自己平時賞識的門生下屬，“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按理說，張九齡也屬於這項政策的受惠者，但在受命起草任命詔書的時候，他勸諫張說道，官爵是天下公器，提拔官員，首先應為德望高拔的人士，其次才是業績突出且熟悉了解的人，如果不遵循這一標準，就像一個將衣裳穿成顛倒的人，不成體統。張九齡認為，這次封禪大典千載一遇，如果清流得不到提拔，而“胥吏末班，先加章紱”，那麼天下之人一定會大失所望。可惜，張說沒有接受張九齡的意見，一意孤行，果然受到海內外的廣泛批評。可以說，張九齡本身就是一塊“金鑒”，可惜張說這次沒有聽從其鑒戒之言。

勇以直言不畏權奸

早在考中進士擔任校書郎的時候，張九齡就以直言著稱。當時唐玄宗剛剛登基，但是沒有按慣例進行“親郊之禮”，張九齡立馬上書提醒履行這一朝廷重要禮儀。

唐玄宗執政中期，出現皇位的繼承人之爭。當時受到寵愛的武惠妃企圖構陷太子李瑛，私下派宦官牛貴兒去聯絡張九齡，提出“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此舉遭到張九齡的嚴厲駁斥，他不顧武惠妃其時正受玄宗寵愛，直接將此事向玄宗報告，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人身安全。所以，李瑛的太子之位終張九齡之世，都沒有動搖。至於他日後被廢，已是張九齡所不能及見的事了。

張九齡又是最早預見日後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狼子野心的人。起初，安祿山以範陽偏校的身份入朝報告邊事，氣焰驕蹇。張九齡看見此人，對朝廷重用胡人邊將的做法表示擔憂，對裴光庭說：“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後來，安祿山因奉命討伐奚、契丹，違背指揮而導致軍隊大敗，被時任範陽節度使張守珪執送到首都長安，等待嚴厲處罰。張九齡上書要求按照春秋戰國時期穰苴、孫武嚴厲治軍的慣例，判處安祿山死刑。他說：“安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但唐玄宗被安祿山迷惑，不但不加懲罰，還赦免了他。日後的局勢不幸被張九齡言中，安祿山造反。唐玄宗避居四川，想起張九齡當年的忠言，為之流涕，派人到張九齡的家鄉韶州曲江致祭。

張九齡是在740年去世的，那還是“安史之亂”發生十五年前的事情。在唐代，客家這一族群還沒有正式形成，但由於韶州屬於日後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同時很多張氏客家人將張九齡視為自己的血脈和人文先祖，因此民國初年，客家人發起的崇正會委托晚清客籍翰林賴際熙編撰《崇正同人係譜》的時候，將張九齡列為客家先賢之一，成為客家人的重要文化坐標。其實，在明清，梅州人已將張九齡列為當地著名的“七賢”之一，在梅州高等學府的書院進行奉祀，後來書院消失了，民國時期，梅縣士人又在金山頂興建“七賢亭”，對他和其他先賢進行隆重的紀念。因此，張九齡也是一位在文學、事功、品德清操方麵不斷影響著梅州文化構建、曆史進程的人物，他的高風亮節在千年之後依然是梅州進行廉政教育的一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