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詞典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貞元八年（792），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禦史。貞元十九年（803），因論事而被貶陽山，後曆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元和十四年（819），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病逝，享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諡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唐朝時期的梅州地區，是一個山川未開的地方，崇山峻嶺之中，猛虎、長蛇、封豕之害嚴重；縱橫交錯的水道之上，鱷魚殘暴酷烈。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人雜夷獠，不知禮義，以富為雄”。人們尚武、尚力、尚富，虜劫人口為貨物，典賣貧民為奴婢的風氣橫行。

當時，由於地處窮荒，蠻風未化，包括梅州地區在內的整個嶺南，中原官吏皆不願到此當差。因此，從唐太宗開始，嶺南成為處罰與安置謫宦之地。這些謫宦一般有著深厚的文化素養，他們作為一個文化標本，用實際行動推動了當地文明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其中，對梅州地區文化發展影響較大的謫宦是韓愈，明末清初梅州鄉賢李士淳在《重修鬆江書院序》中雲：“自唐以前，聲教罕通，文物未著，山川靈異之氣，半堙沒於荊榛瘴霧山嵐海市之中。自韓昌黎出守吾潮，命天水進士趙德為之師，而士始知學，人爭向化，風氣漸開，山川之色，亦遂燦然一新……開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韓公。”

1. 諫迎佛骨，被貶潮州

唐憲宗晚年迷信佛法。他打聽到鳳翔的法門寺裏，有一座寶塔，叫護國真身塔。塔裏供奉著一根骨頭，據說是釋迦牟尼佛留下來的一節指骨，每三十年開放一次，讓人瞻仰禮拜。人們禮拜之後，就能夠求得風調雨順，家人平安。因此，唐憲宗特地派了三十人的隊伍，到法門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長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宮裏供奉，再送到寺裏，讓大家瞻仰。上有所好，下必趨之。於是，王公大臣們都千方百計地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機會。

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對這樣鋪張浪費地迎接佛骨的行為很不滿意，就給唐憲宗上了一道奏章，對其迷信佛法進行勸諫，直言將佛骨送到寺院裏讓百姓供奉毫無意義且勞民傷財，並指出佛法之事中國古代是沒有的，在漢明帝時期才從西域傳進來。而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壽命都不長，可見佛是不可信的。唐憲宗收到奏章後大發脾氣，認為韓愈誹謗朝廷，非要把他處死不可。在宰相裴度等人的求情下，唐憲宗才沒殺韓愈，而是把他降為潮州刺史。而當時的潮州，包括今梅州市境域的大埔、豐順、梅縣、平遠、蕉嶺等。韓愈在貶謫潮州途中寫下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2. 祭文驅鱷，以安人心

韓愈於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十四日被貶為潮州刺史，“即日奔馳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裏”，四月二十五日到達潮州。

韓愈一到潮州，就詢吏民疾苦，吏民皆說，江河中布滿的鱷魚，經常上岸來傷害人畜，百姓深受其害。韓愈安慰並答應為大家驅除鱷害。可韓愈是個文人，一不會動刀，二不會射箭，怎能除掉鱷魚呢？於是，他撰寫了《祭鱷魚文》，在祭文裏，他限令鱷魚在七天之內遷到大海裏去，否則就用強弓毒箭，把鱷魚全部射殺。然後，他帶著大小官員與百姓來到江邊，先向鱷魚宣讀祭文，然後“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以與鱷魚食”。接著，韓愈以《祭鱷魚文》“祝之”。史載：“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裏。自是潮無鱷魚患。”  

當然，韓愈的祭鱷、驅鱷活動是荒唐可笑、無濟於事的。《新唐書·韓愈傳》所謂“（鱷魚）西徙六十裏，自是潮無鱷魚患”的記載也是不真實的。事實上，據劉恂《嶺表錄異》，在韓愈祭鱷魚的二十九年後，李德裕也被貶謫到潮州，那時候韓江裏還是鱷魚成群。韓愈不信佛，怎麼會信鱷魚有靈呢？所以，祭鱷、驅鱷活動隻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種手段罷了。據說祭鱷以後，百姓慌亂情緒得到了控製，便都較為安心進行生產了。

3. 贖放奴婢，以除陋習

在韓愈到來之前，這裏典賣貧民為奴婢的風氣橫行，人們尚武、尚力、尚富，虜劫人口為貨物，甚至有“父子相縛為奴”的現象。豪強也“多以南口餉遺，及於諸處博易”， 京師權要亦“多托買南人為奴婢”，致使“骨肉離析，良賤難分”。

韓愈麵對當時嚴重的販賣人口問題，想方設法，釋放奴婢。他將“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相計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所謂 “計庸免之”，就是讓作為人質的奴婢為債主有償服役，並以工錢抵債，一旦工錢與債款相抵消，人質必須放還。在人質放還之後，還要“著之赦令”，以正式的契約文書為證，以防止豪強反悔。

他創造性地采用“計庸免之”與“著之赦令”相結合的方法，既解決了貧民無錢贖身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了豪強利益；又以正式的契約文書保證了贖放奴婢措施的落實。在他的努力下，典賣貧民為奴婢的風氣得到了較好的控製。

4. 興學教士，以振文風

在韓愈任潮州刺史之前，也曾有謫宦在此興學教士，但往往隨著他們的離去而半途而廢，所以韓愈到任時，“州學廢日久”，潮州仍然“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嚐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因此，韓愈在興學育才的方法上，大膽地推舉當地的人才趙德“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其運用當地人主持州學，以期“以潮治潮”，使潮州教育不會因管理官員的調動而受到很大影響，這就為潮州文教發展打下了基礎。趙德，生卒年未可考，號天水先生，海陽人，祖籍廣東潮安。韓愈走後，趙德繼續留在家鄉主持興辦教育，創立一批學堂，並且將韓愈所寫的七十二篇文章輯成《昌黎文錄》，以此作為潮州教育一個較具權威性的教學範本，從而加強儒學在潮州的傳播。

韓愈治潮雖然隻有短短七八個月，但他對當時潮州蠻風的教化作用顯然比其他謫宦要大，其贖放奴婢的舉措，一定程度上抑製了當時尚武、尚力、尚富而弱肉強食的蠻風。而其興學教士舉措對潮州產生的影響，更是得到後人高度評價。當然，韓愈對梅州的影響可能相對小一些，而且僅限於當時的程鄉（包括今天的梅州梅縣、豐順、大埔、平遠、蕉嶺等地）。早在宋開禧元年（1205），梅州知州劉渙在城南百花洲建佳致亭，祀韓文公、程伊川、朱文公、劉元城、劉大中、程居士、趙先生。明清時期則設有七賢書院和七賢祠，韓愈便是裏麵祭祀的“七賢”之一。明末清初程鄉鄉賢李士淳稱韓愈是“開辟全潮之山川者”；清初程鄉縣令王吉人稱程鄉縣為“昌黎韓公過化之邑”。這些史籍記載都說明，韓愈謫潮對梅州地區的蠻風漸開有較大影響，而這種影響的重要標誌之一，便是在這一個山川未開、蠻風未化的苦嶺外地，在韓愈離開不久之後，居然產生了梅州地區第一個（三禮）進士——黃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