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馬官員案例中，每每都能發現信奉迷信的內容。推而論之，還在位的某些，未必不然。倘若隻有落馬的才保留了原始人類傳衍下來的這種愚昧信仰，也太巧了。耳聞目睹，篤信風水一類，今天在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定範圍內仍然頗有市場。放在封建時代，這才算不上奇怪的事情。曆朝曆代，可謂不絕如縷。

　　先看看唐朝的事。如《朝野僉載》雲，源乾曜當宰相時，有天不知為什麼“移政事床”。這下可不得了了，當時宰相的一個迷信是不能挪床，“移則改動”，官要當不成。“時姚元崇（即姚崇）歸休，及假滿來，見床移，忿之”。源乾曜嚇得夠嗆，以至於要向姚崇“下拜”來表示歉意。在《唐語林》轉引的《大唐傳載》裏，政事堂中也有一張挪不得的“會食之床”，迷信說法是“移之則宰臣當罷”，或者“不遷者五十年”，當不成宰相，或者50年內升不上去。但宰相李吉甫覺得非常荒謬，他說：“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他堅決要移，因為床底下實在太髒，必須得打掃了。他聲稱自己若是因此而罷官，“餘之願也”，不怪別人。結果從床底下“鏟去聚壤十四畚，議者稱焉”，大家還是叫好的。姚崇是玄宗時人，李吉甫是憲宗時人，相距差不多百把年，因而兩床雖然未必是同一個，但群僚迷信的心態並無二致。

　　源乾曜移床之後，他和姚崇的相位也確實丟了，是不是真的觸怒了什麼庇護的神靈呢？顯然不是，問題還在於他們本身。源乾曜為官純粹是一個擺設，當到宰相這個級別，他已經相當滿足了，接下來就是明哲保身，遇事“皆推讓之”，自己一點兒主意沒有，“但唯諾署名而已”。因為挪床，讓玄宗終於找到了一個下手的借口也說不定。姚崇呢，是個人才絕對不假，但在一些原則問題上不能把握好自己，縱容子女收受賄賂又百般庇護，為下屬開脫而徇私枉法。如此等等，使得玄宗對他不再信任，姚崇害怕了，才“頻麵陳避相位，薦宋璟自代”。那麼，二人為相不成，與挪不挪床又有什麼關聯呢？

　　再看看宋朝的事。《清波雜誌》雲，宋徽宗時，“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侍從，隨侍君王左右之人。日者，職司占候卜筮之人。升官之前先給算命的過一下，那些靠迷信吃飯的人難免不神氣起來，“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老學庵筆記》說的是宋神宗時，“建尚書省於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說“印文背戾，不利輔臣”，很不吉利，所以“自用印以來，凡為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隻有蘇頌是個例外。蔡京信了米芾的說法，“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後來，又有人說尚書省居白虎位，不好，蔡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於外以避之”。種種迷信招數都做足了，蔡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陸遊說：“不知為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明朝的人嘲笑宋朝的人，說他們“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神鬼幹事”，盡搞迷信了。其實他們正屬於“老鴉落在豬身上——看見別人黑，不知道自己也黑”。《菽園雜記》雲：“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明者固不忌也。”俗吏為什麼要忌諱這三個月呢？有人說，“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而“新官上任，祭告應祀神壇，必用宰殺”，因為沒有犧牲可用，所以新官不願意這三個月上崗。明朝這些人不知原委，還以為大不吉利。

　　清朝還是這樣。以翰林院為例，《郎潛紀聞三筆》雲：“堂不啟中門，啟則掌院不利。又門前沙堤中，有土凝結成丸，倘或誤碎，必損翰林。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設坐，坐則有刑克。又左角門久閉不啟，啟則司事者有譴謫。”如此等等，把個充滿文化氣息之地直弄得烏煙瘴氣。

　　《黃帝內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典籍，裏麵有兩句話卻可以拋給少數腦子裏還裝著封建殘渣的黨員幹部，一句是“正氣存內，邪不可幹”，另一句是“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雖然這兩句講的是前人“三觀”中的醫理，但尤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不是值得篤信迷信之輩去細細咀嚼、品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