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詞典
劉元城（1048—1125），名安世，字器之，號元城、讀易老人，河北大名（今河北館陶）人。北宋後期大臣，以直諫而聞名，被時人稱之為“殿上虎”。熙寧六年（1073），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司馬光拜相，薦其為秘書省正字，後又以呂公著的推薦，任右正言，累遷左諫議大夫，進樞密都承旨。章惇掌權，貶英州安置，元符元年（1098）徙梅州，元符三年（1100）徽宗登基，獲赦北返，曆知衡、鼎、鄆州及鎮定府。在蔡京為相後，被連謫至峽州羈管。卒於宣和七年（1125），後獲賜諡忠定。在《廣東通誌》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著有《盡言集》。
禮賢下士是儒家選拔人才的理念，但過於注重“賢”的人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監察製度建設的重要性。西人阿克頓的名言“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描述的是人類社會的政治脈象，古代金字塔結構的中國自然無法避免淪入這個陷阱。不過在古代社會，總有一些牛氣衝天的監察官，稱得上“風霜之吏”，他們身處濁世而不摧誌屈道，不時會有奮身搏擊、激濁揚清之舉，最終“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北宋的劉安世便是其中最鮮明的代表。
在北宋前中期，言論相對寬鬆，政治相對清簡，士大夫敢說、敢做、敢當。如範仲淹、歐陽修、包拯、蔡襄、趙抃等人，都是在諫官職位上，以直言讜論、不避權佞而留名青史。到了北宋後期，由於黨爭不斷，士風凋敝，蔡京、童貫之徒皆以見風使舵、溜須拍馬走上權力巔峰，能說真話的空間越來越逼仄，敢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但就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下，劉安世仍不怕丟掉前途、富貴，甚至冒著犧牲生命的風險說真話，這讓他博得了後世很高的評價，被譽為北宋最後一位鐵骨錚錚的諫官。
少年執著“真學問”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樣，劉安世也並非天生就是一位鐵骨錚錚的諫官，其成長之路亦是頗值得我們探討的。
劉安世是河北大名（今河北館陶縣劉齊固村）人，後來大名一帶發生嚴重的洪澇災害，縣城被淹，劉安世家的宅第也被衝毀殆盡，一家人顛沛流離，舉家徙居元城（今河北大名縣雙台村）。因為舊時多以籍貫所在地作為區分不同儒者的標誌，所以後來學者多稱劉安世為“元城先生”，這便是我們把劉安世稱為“劉元城”的緣由。耐人尋味的是，館陶衛河西岸這片美麗土地，還是唐代著名諫官魏征（今河北省館陶縣人）的故裏，我們可以推測，魏征對劉安世的影響是非同尋常的。
除了曆史上的魏征外，對劉安世影響最大的當世人物莫過於司馬光。劉安世的父親劉航與司馬光為同榜進士，而劉航又非常仰慕司馬光，因此他便讓兒子劉安世從小拜司馬光為師。司馬光是文壇巨擘，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勵，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曆來受人景仰。而其“學在力行、正心誠意、剛正不阿”的為學之道對劉安世影響非常之大，可以說是完全被劉安世所繼承。清代學者全祖望在《元城學案序錄》中就寫道：“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即劉安世）得其剛健。”
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此時的劉安世才二十五歲，便已進士及第，可謂春風得意。但是，他婉辭了朝廷的任命，徑直前往洛陽，再次跟隨在那裏埋頭編撰《資治通鑒》的司馬光學習。一日，劉安世向司馬光詢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司馬光告訴他：“其誠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嚐須臾離也。”劉安世又問從什麼開始踐行“誠”，司馬光告訴他“自不妄語始”，也就是說要從不說虛妄不實的話開始，要說真話。從此，劉安世便開始“誠”的修煉，此後力行終身，一輩子都踐行著這條準則，不斷地修正錘煉自己，堅持講真話，成為當時言行一致、表裏如一的典範。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劉安世之所以能在日後的諫官生涯裏堅持講真話、講直話，即使遭受殘酷迫害，多次麵臨生命危險，依舊不改初衷，堅強不屈，這些皆與其在少年時期從魏征及司馬光身上所獲得的一心為國、剛正不阿的精神，以及“正心誠意”的學問修養是分不開的。
時人稱之“殿上虎”
在司馬光身邊再次求學的七年之後，劉安世才接受朝廷的安排，出任洺州司法參軍，從此正式步入仕途。司馬光任相後，推薦劉安世出任秘書省正字，把他從地方調到了中央。後來，司馬光去世，呂公著任相，高太後向丞相征求諫官人選，呂公著推薦了劉安世，於是朝廷任命劉安世為右正言。右正言是中書省一個從七品的小官，但因為它以規諫皇帝、彈糾百官為職責而顯得異常敏感和重要。宋代選拔諫官曆來嚴格，既要求品學兼優，也要求廉潔正直，從一個側麵可以看出劉安世在朝中的口碑和品行。
劉安世儀表魁梧高大，說話聲如洪鍾。當時，因王安石變法激起了如火如荼的“黨爭”，權臣走卒，大都噤若寒蟬，明哲保身。盡管如此，劉安世不顧險惡的政治環境，彈劾不法，從不徇私。知樞密院事章惇的父親以自己兒子的名義強買百姓田產，劉安世於是多次上書朝廷，指章惇為軍政長官，知法犯法，應嚴辦。這件事雖不了了之，但劉安世的忠直讓高太後十分欣賞，她曾經對身邊的大臣說：“像劉安世這樣正直的人，應該留在朝廷。”不久，便提拔劉安世為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後又重任為左諫議大夫。
在諫官任上，劉安世正色立朝、秉持公道，彈劾了十多名權臣。範仲淹的兒子範純仁時任宰相，便被他彈劾罷職。有時他跟皇帝爭執得麵紅耳赤，皇帝大怒，下麵的大臣嚇得麵如死灰，劉安世卻毫不畏縮，等皇帝氣消了，繼續諫言，人稱“殿上虎”。
劉安世作為一名諫官，堅持講真話、講直話，為此受盡了托名新黨的奸佞之流的殘酷迫害，多次麵臨生命危險，但他不改初衷，堅強不屈，是中國曆代監察體係內直諫言官的標杆，而其“殿上虎”之名與蘇東坡用於稱讚其的“真鐵漢”之語，也被後世作為對直諫言官的最高褒讚。
貶謫梅州“真鐵漢”
劉安世在諫官任上，曾多次彈劾章惇，因此，章惇任相後，把劉安世貶官至嶺南英州，後來又將他貶往梅州。元符元年（1098），劉安世因在同文館獄案中受到蔡京、章惇迫害，移為梅州安置，且被勒令停職，永不收敘，仕途幾乎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在宋代，春、循、梅、新、高、竇、雷、化這八個州是令人生畏的地方，有所謂“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的說法。而“八州惡地”劉安世卻“曆遍七州”。在威脅麵前，劉安世從容麵對，不為所動。
劉安世在被貶梅州的日子裏是充滿凶險的。劉安世的學生馬永卿所編的《元城語錄》便詳述了劉安世在梅州曆險的經過。一次，章惇與蔡卞想把劉安世置於死地，趁著使者到海島杖殺陳衍，派劉安世以前相交比較深的朋友前去梅州拜訪，委婉地威脅他讓他自殺，然而劉安世不為所動。後來章惇提拔了一個梅州本地土豪擔任本路轉運通判，並派他來殺劉安世，在那個土豪快到梅州境內時，梅州知州派人來勸劉安世準備好後事，劉安世麵色不改，與客相對飲酒談笑，慢慢寫了幾頁信交付給他的仆人說：“我如果死了，按照信中所說去做。”回頭對客人說：“死不難了。”後來客人看到了那幾頁信，才知道劉元城寫的都是同貶之人的家事，甚為詳細。到半夜，突然傳來鍾聲，原來，受命刺殺他的刺客到離梅城二十裏的地方得暴疾吐血死亡，由此，劉安世才幸免於難。
在劉安世流落嶺南的同時，一起被貶謫嶺南的還有名冠九州的“兩蘇”，即蘇軾與蘇轍兩兄弟。其實說起來，蘇軾還是劉安世的伯樂。元祐元年（1086），蘇軾為翰林學士，劉安世在司馬光的舉薦下參加了蘇軾所主持的學士院考試，最終被錄取為秘書省正字。後來，劉安世與“兩蘇”雖然分屬“元祐三黨”之朔黨和蜀黨，朝廷上也時有針鋒相對，然而私底下卻頗有交往，也惺惺相惜。在《元城語錄解》一書中，便有不少與蘇軾、蘇轍相關的記載，在劉安世談及士大夫品行時，其中寫道：“士大夫隻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非隨時上下人也。”由此可見，劉安世對於蘇軾的品行是極為推崇的。
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繼位，繼而大赦天下，三人一同獲釋。次年正月，當劉安世翻過大庾嶺，來到南安軍治所大庾縣（今江西大餘縣）時，正好遇到同為北歸，而在此地歇腳的蘇軾，兩位備受政治迫害的“元祐黨人”，這時已經完全放下了政治主張的區別，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元城語錄解》記載，在北歸的路上，劉安世與蘇軾“同途，兩舟相銜，未嚐三日不見”。然而此時的蘇軾已精力不濟，鬢發盡脫，與此相對劉安世卻氣色不減，因此蘇軾在歸舟上回複孔平仲的書信中寫道：“劉器之（安世）乃是鐵人。”當然，這裏的“鐵人”除了說劉安世身體健壯外，應還有對其不畏權貴之錚錚鐵骨的稱許。
梅州傳授“元城學”
劉安世在梅州期間，不以瘴癘為苦，依舊樂觀，閑暇之餘亦多有吟詠。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寫道：“西岩，在州之西，距城七裏，中有蘭若，曰靈境，依山為宇，景態萬狀，元祐間，元城先生登覽賦詩，岩之勝狀，品題殆盡。”此中“元祐”或應為“元符”，而劉安世的詩也已難尋。
作為一個劫後餘生的鐵漢，來到這“與死為鄰”的梅州，劉安世並非隻知道樂觀吟詠，他更想做的是以辦學這種方式來體現其人生價值。在貶謫梅州期間，劉安世在州城中創建了書院（後世稱為“元城書院”）。清康熙《程鄉縣誌》卷二《古跡》記載：“元城書院，今不知其處，但據邑舊誌雲，毛子羽為元城書院山長，故知其有書院。”
雖然如今書院已難覓蹤跡，但是劉安世在梅城創建書院對梅州“士習民風”的影響是深遠的。李士淳在《鬆江書院序》中寫道：“元城劉公謫官梅州，建書院於梅城之東南隅，日聚多士講學其中，士習民風翕然丕變。”
劉安世其人是北宋“元城學派”之宗師，門下如呂本中、曾幾等知名人物甚多。其言是“言官之楷模，輔弼之龜鑒，卿士大夫之藥石”。有這樣一位大儒在梅州設書院授徒，可以想象，在那講壇開講的，必定少不了當時的名師大家。而今見之於文獻記載的，便有《元城語錄解》中所記載來梅的“所厚士類數輩”，這些人與劉安世舊時相交甚厚，雖然他們過來主要目的是勸劉安世自殺，但是在此之餘或許還會到書院開講。除此之外，另一個文獻記載有可能開講的還有蘇軾、蘇轍兄弟的好友，來自四川眉州的巢穀先生。
元符元年（1098），蘇轍從雷州再貶謫至循州（龍川），此時劉安世也被貶至梅州。次年正月，巢穀先生為了看望“兩蘇”，不遠萬裏從四川前來。當其到梅州時給蘇轍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我萬裏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有關巢穀在梅州的具體事跡，雖然未見於文獻，然而作為一位學養“雖樸而博”，誌節非常之人，劉安世是非常有可能邀請其到書院開講的。
劉安世在梅城創建書院招徒講學，不但開梅州書院之先河，也開啟了梅州地區興學的曆史。梅州此後書院、社學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最終成就其“人文秀區”之美名，劉安世有開創之功。所以，李士淳在《鬆江書院序》中認為：“開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韓公；開辟梅州之山川而紹昌黎公之芳者，元城劉公也。”
元城書院是一個由學派宗師主持、名師大家開講的書院，其對當時士子的影響力是可以想象的。在書院落成後，以書院為起點，在學宮、書院教育體製的帶動下，梅州學子們不墜青雲誌，雖居蠻荒，耕讀不輟，梅州學風逐漸興盛起來。到了南宋時期，據梅州知州方漸記載：“梅人無植產，恃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所至以書相隨。”讀書在梅州已成為一種時尚。到了清代，梅州讀書之風鼎盛，清乾隆《嘉應州誌》記載：“士喜讀書，多舌耕，雖窮困至老，不肯輟業，近年應童子試者萬餘人……文風極盛。”知州王之正還在州衙照壁上書“人文秀區”以誌文風之盛。
然而，正當劉安世在梅州潛心辦學之時，章惇、蔡卞又想著對其做進一步的迫害。元符三年（1100），在昭懷皇後正位中宮後，章惇、蔡卞又借機進讒，認為劉安世“進諫乳母事”是針對昭懷皇後，於是便下詔傳令應天府少尹孫鼛將劉安世以囚車解赴京師。幸好此時正好宋徽宗繼位，大赦天下，囚車自汴京還沒走出幾個驛站就回了。劉安世在獲得大赦的消息後，也開始北返，由此結束了在梅州的謫居生活。
劉安世北歸後移居衡州及鼎州，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的身份知鄆州、真定府，然而曾布又忌恨他，不讓他入朝。後來蔡京當宰相，把劉安世連續七次貶謫到峽州拘係管製。後複官承議郎，寄居宋州州城。宣和七年（1125），劉安世去世，終年七十八歲。
【紀念印記】
劉安世在梅期間，操守清廉，弘揚文教，成績斐然，深受州人愛戴。在其北返後，梅州與其有關的祠祀層出不窮，最早是在宋開禧元年（1205），知州劉渙在城南百花洲尾作先賢堂，其中便祀有劉安世。到了宋淳祐年間，知州楊應己慕劉安世之為人，在州治內建鐵庵，並且為劉安世撰寫了《鐵庵銘》。值得注意的是，楊應己字鐵庵，這可能是受劉安世影響。人們為祭祀劉安世，後來還將元城書院改為鐵漢祠，後廢。
到了明清，對劉安世的崇祀更為盛行，從明初的雙忠書院到後來明崇禎九年（1636）所建的“五忠祠”，直至清初的七賢書院，都祀有劉安世。另外，明崇禎十一年（1638），程鄉知縣陳燕翼在倡建州城北門樓時，塑劉安世的像於樓內，每年春秋仲月，正印官致祭，此樓也被命名為“鐵漢樓”。鐵漢樓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拆城後被毀。為了表示對劉安世的懷念，鐵漢樓旁邊的一條街被命名為“元城路”，該路至今仍存。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當時的梅縣縣長梁翰昭在梅城金山頂倡建七賢亭，七賢之中便有劉安世。雖然舊時對劉安世的祠祀極盛，然而如今除了元城路還在，其他祠廟書院都已湮沒，就連金山頂民國時期的七賢亭也於前幾年因年久失修被拆毀。2017年梅縣區將梅花山原來的“梅花亭”改建為“七賢亭”，亭內重新對“梅州七賢”進行宣傳，也算是延續了金山頂七賢亭的使命。而對劉安世的祠祀，目前隻在梅縣區城北鎮的相公亭內有發現，該處除了奉祀張九齡、韓愈外，還奉祀著劉安世。
除此之外，翻開梅州的舊誌，我們還可以看到大量歌詠劉安世的詩文，而梅州曆代士子也都以劉安世的鐵漢之風作為精神支柱，特別是位居言官者，無論是執法威嚴、為官清廉、剛正不阿，被明成祖朱棣封為 “驄馬禦史”的廖睿，抑或是清代的山西道監察禦史邱玖華，都有“直諫”之名。梅州人民敬仰劉安世由來已久，至今還引以為傲，把他視作威武不能屈的楷模，直至今天，梅州城中鄉裏的劉姓祠堂的大門對聯仍寫著：“彭城世澤，鐵漢家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