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實施一年了。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的《慈善藍皮書：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17）》顯示，2016年中國社會捐贈總量達1346億元，這一數字占到GDP的0.18%，不過較之上一年的992億元已經增長了26%。

為什麼捐贈？這一看似簡單的問題，探究起來卻意涵深遠。有人把捐贈解釋為利他動機，但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人們的給予是有不同傾向、不同選擇的，以及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人們的捐贈表現明顯不同，還有稅收的激勵作用如何發生等。可見捐贈的意願和捐贈動機是一件複雜的事情。

卡耐基在1900年《財富的福音》小冊子中的名言“擁巨富而死者以恥辱終”，成為至今很多大財富家的座右銘。卡耐基、洛克菲勒等巨富以設立公益目的的基金會處置私人財富的模式，開創了現代公益慈善的傳統；一百年後的今天，蓋茨、巴菲特的“裸捐”行動，及其倡導上百名超級富豪響應的“捐贈誓約”，紮克伯格傾財設立公益事業計劃，均是對這種財富觀的延承。

如果將卡耐基的名言理解為“富者的贖罪”，就徹底誤解了資本精神。仔細讀卡耐基的短文，他至少表達了三個層次的意思：第一，私人擁有巨富是應當且神聖不可侵犯的，財富集中造成貧富差距是文明的結果；第二，最優秀的人有責任擔當簡樸而不是奢華生活的美德；第三，為自己的剩餘財富安排好有效的目標和實現途徑，因此是富人的責任，也是最明智的選擇。可見，公益捐贈是財富者的卓越能力及其事業的遞進，而不是對“虧欠社會”的“補償”。

基於資本精神的慈善捐贈行為會有何特性呢？首先，財富絕非止於“捐出”，而有責任保證特定目的之實現。因此可以理解，負責任的捐贈者，對財富投向的領域、途徑、使用原則、可持續機製等必有著明晰的要求，不是“一捐了之”。其次，慈善捐贈是財富者的自主選擇，不是社會強製的要求權。它是建立在尊重財富而不是仇視財富的基礎上的。財富的安排體現著財富者乃至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這樣的捐贈觀是不是同樣適用於中國呢？香港瑞銀集團不久前發布研究報告《價值與願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公益慈善》，訪問了三十餘位胡潤排行榜中的富人，發現慈善動機在很大程度上反應了內在價值觀。其中被提及較多的是對社會目標的追求，比如對和諧社會的貢獻，也比較普遍有感恩和回饋社會的情感，以及增強中國“軟實力”的愛國情懷。

比較中國富人的財富觀和慈善捐贈行為，與卡耐基描述出的資本精神，既有個案上的相似，也有宏觀特性上的不同。對於財富神聖性的認知，在中國文化中顯然有些羞澀，“回饋社會”無論對社會公眾還是富人自身而言，都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如果將捐贈視為回饋責任，而不是財富者自我的事業，“捐出”行為就會得到更大重視，而對捐向問題則相對較少深問。比如在國外的捐贈文化中，對捐贈的投向、如何捐、如何使用捐贈等非常在意，是捐贈倫理的重要一部分，而捐贈倫理目前在中國還幾乎沒有受到重視。

在捐贈領域上，根據瑞銀報告，中國富人的捐贈領域約一半投向教育，其次是扶貧和社會福利，對於藝術等人文性和人類價值的關懷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

社會將受捐視為一種要求權，人們總會依富人或名人的捐贈額評判他們是善的還是“為富不仁”。當社會視富者捐贈為一種當然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就悄然轉化為了“均貧富”的訴求，它和“財富為榮、浪費為恥、為神聖的事業花錢”的資本精神，是形似神背的。不過有意思的是，家族性財富傳承的動機似乎沒有人們通常以為的那麼重要。“家國”觀在中國頂級富人的捐贈動機中不可忽視。

在捐贈主體上，國外經典的捐贈模式是個人捐贈，而中國最普遍的是企業捐贈，從法律製度上，企業基金會的設立也相對容易於個人基金會。

中國社會公眾的慈善捐贈現象，呈現較強的事件化趨向，比如一次重大災害、一個成為熱點的故事，往往引發大量的社會捐贈，甚至經常出現遠超需求額的捐款，其中一些進而引發情節“反轉”，“騙捐”、“公益腐敗”等的質疑。源頭上，“感動”是公眾捐贈的最直接動機。與此相比，在公益慈善成熟的國家，災害捐贈或事件捐贈僅是特例，日常的製度化捐贈才是公益捐贈的主體。

定期、小額、持續、長期選擇的個人捐贈和參與，無論對於捐贈者還是受捐的公益組織，都比單純捐贈額更具有意義。對於個人而言，它代表對捐贈領域、組織、長遠目標的選擇責任；對於公益組織而言，它除了較為穩定多元的資金來源，還代表獲得的社會支持和公信力。比如經濟大蕭條期間，大筆企業捐贈隨經濟市場情況波動最為明顯，而類似“月捐”的定期小額個人捐贈幾乎沒有受到影響。

公益慈善捐贈，遠非“給出去”那麼簡單，它是財富從累積到價值實現的遞進階段。在有著“均貧富”傳統的中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誌願捐贈文化與前者的差異和界限。從根本上，誌願捐贈是財富者的選擇，私人產權和財富尊重是其基礎，自由意願選擇是其前提。錢怎麼用？是有關價值的選擇，它值得更深層對人類價值和生命意義的思考，而無關對他人財富的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