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60萬字的《梅州文化通史》舉行首發式。（圖片來源：梅州日報 《梅州文化通史》編纂組　供圖）

梅州院士廣場一景——客家楣杆（圖片來源：梅州日報  廖智　攝）    

　　晉、宋年代，中原流民大規模向南方遷徙，宋朝的“給客”製度，將住民分成主、客身份，從而有了“客民”，這是客家人的前期稱謂。

　　客家研究始於何時，從文獻紀錄來認定，則始於19世紀末。本文作者從事客家文史研究50餘年，對於客家研究的認知還是坐井觀天，難得其奧。對於客家研究的成果和時序界定，冀在通過這篇文章“拋磚引玉”，希望學界能友好地提出各自的觀點，引發客家研究的熱潮，提升客家研究的格局。

　　一 客家研究的曆史背景

　　1.客家研究的形成期（約1815-1904）

　　清嘉慶二十年(1815)五月廿日，在惠州“豐湖書院”授課的惠州和平縣客家人徐旭曾，對學生們就土著和客籍人的問題提出的“何謂土與客”“吾祖宗以來，世居數百年，何以仍稱為客”等詢問，發表了專論《豐湖雜記》。在《豐湖雜記》裏，徐旭曾用1000餘字對客家人的稱謂、源流、分布、民性、語言、婦女、風俗等進行了論述，提煉出了客家族群的概念，對客家文化做了提綱挈領式的總結，開創了19世紀初客家研究的先河。是故，《豐湖雜記》被後世譽為“客家宣言”。

　　梅州最早的地方誌——明朝正德十一年（1516）由祝枝山編修的《正德興寧誌》中，在正文中還沒有列入“方言”篇，但《正德興寧誌輯佚》中，列入了“方言”篇，內文隻有141個字，沒有客家方言熟語。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編修的《嘉靖興寧縣誌》中，雖然將“方言”列入誌文中，仍然沒有客家方言熟語。

　　鎮平（蕉嶺）人黃釗（香鐵），在清鹹豐三年(1853)成書《石窟一征》，將客家方言中的“俗語”和“熟語”正式列入地方史誌“方言”篇中，為客家方言立名，從此，客家文化在漢民族文化中登堂入室，有了文字載體。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溫仲和編修《光緒嘉應州誌》，在“方言”“禮俗”篇中，列入大量的客家方言和客家禮俗，成為後世研究客家文化的重要依據。

　　在此前的明、清史誌中，客家民係一直沒有正式的稱謂。《新會縣誌》將土客械鬥中的客民稱為“賊”；《四會縣誌》則以中文無“犭客”字，“或曰‘客’乃之訛釋之”。

　　1850-1904年，關於客家研究的主要論著有：英國學者愛德爾的《客家人種誌略》《客家曆史綱要》；基督教傳教士肯比爾的《客家源流與遷移》由南華大學校長鍾魯齋翻譯為中文，發表在民國年間的《嘉應》雜誌。此後，還有大埔縣人林達泉的《客說篇》，鍾用和的《土客源流考》，黃遵憲的《書林太仆客說後》及《梅水詩傳序》等。這個時期，學界正式提出“客家文化”這一概念。

　　2.梅州客家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期（1905-1949）

　　1905年，順德人黃節在《廣東鄉土曆史》載：“廣東種族有曰客家、福佬二族，非粵種，亦非漢種。”

　　1915年，上海中華書局新編《中國地理》教科書，將客家人列為“非漢族”。

　　1905-1919，有關客家研究的論著主要有：大埔人溫廷敬《與國學保存會論種族問題書》《客家非漢種駁辯》，鄒魯《漢族客福考》；興寧人胡曦《廣東民族考》；著名學者章太炎《嶺外三州語》，以及鍾同和《客家考源》、楊恭桓《客話本字》等。

　　192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烏耳葛德的英文版《世界地理》，於“廣東”詞條，稱“其山地多野蠻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

　　這一階段，增城客家人賴際熙等人編修《崇正同人係譜》、韓廷敦著《種族的品性》、史祿國《中國東部及廣東的人種》、王力著《兩粵音說》、李紹雲《嶺東地理與客家文化》等近30種，他們均在論著中認定客家人的漢族民係屬性。梅州學界受到他們的影響，開始有實質性的客家研究論著。

　　1930年7月，廣東省建設廳編輯的《建設周報》第37期，發表了一篇關於客家風俗的短文，謂“吾粵客人，各屬皆有，分大種小種二類：大種語言啁啾，不甚開化；小種則語言文化，取法本地人”。

　　為此，梅州客家學人積極發表著作文章，駁斥這些奇談怪論。在1931-1949年間，客家人和其他學者的主要論著有：羅香林著《客家研究導論》（1933版）、《國父家世源流考》（1942版）； 古直《客人對》《客人三先生詩選》；陳國樺《中國拓荒的功臣：客族》；鄒魯《廣東語言說略》；楊傭（徽五）《榕園瑣錄》；張資平《粵音與客音之比較》；日本山口縣造《客家與中國革命》等。

　　這一時期的客家研究方向主要是探詢和證明客家源流及民族屬性。因客家人的民族屬性問題，海內外和梅州學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是為梅州客家研究的肇始，催生了一批客家研究文章和著作，將客家研究推上第一個高潮。雖然高潮發生地不在梅州，但參加者大多為梅州學人。

　　二 梅州客家研究的高潮期

　　1.客家學形成時期

　　20世紀80年代，客家文化成為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課題。約在1980年後，全國許多報刊議及“客家學”這一話題，許多大學學報辟出專欄，安排版麵刊登客家專題論文。嘉應學院等許多高等院校的學報都經常刊登客家研究論文。

　　一些省市成立了客家聯誼會、研究會等組織，出版刊物或舉行客家研討會，一些省、市、縣（區）僑刊也經常刊登客家專文或開辟專欄發表客研文章。十幾年間，中華大地出現了客家研究第二次高潮。它比20世紀30年代的客家研究高潮更熱烈、更具廣泛性，產生一大批客研專著和無數的客研論文。

　　第二次客家研究有較強的組織性，表現為政府的參與、公開出版了大量專著、開始跨學科的綜合研究。

　　2.梅州在客家研究方麵表現的優勢

　　①編修新地方史誌，為客家研究提供方便。梅州在改革開放前，基本上沒有客家研究的氛圍。1984年冬，相繼成立地、縣地方誌編修機構，開展縣誌、專業誌、部門誌的編纂工作。先後出版有《梅州市誌》《梅州教育誌》《梅州婦女誌》《梅州軍事誌》等。

　　在此期間，陸續有《客家姓氏淵源》《梅州人物傳》《 梅州客家風俗》《興寧姓氏堂號堂聯》《梅縣客家方言誌》《丘逢甲研究》《梅州風華》《錦繡梅州》《梅州客家風情》等上百部各類地方史誌資料出版問世。此外，梅縣僑聯《僑聲》雜誌、地區僑聯《僑史研究》（後改《嘉應僑史》，即今《梅州僑史》）和《梅州僑鄉月報》等也相繼複刊和出版。

　　上述著作、資料的出版和刊物的興辦，為梅州的客家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田野素材和依據，大大地推動了客研工作。

　　②成立客家研究機構推動客研工作。1988年7月，在深圳大學舉行了中南四省客家問題座談會。會後成立了“中國客家研究會”。梅州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聯名寫信給梅州市委、市政府，建議梅州市成立客研機構，把客家研究搞起來。

　　1988年，嘉應大學成立了客家文化研究室，主任為陳修副教授，出版《客家文化研究文集》期刊。

　　1989年春，梅州市成立“梅州市客家研究中心”；同年冬，市領導根據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的建議和海外梅州籍鄉親的要求，成立“廣東梅州客家聯誼會”，使客研活動有序地開展起來。

　　1989年12月，嘉應大學把原來的客家研究室升格為“客家研究所”，2006年再升格為“客家研究院”，定期出版《客家研究輯刊》；《梅州日報》專門開辟“客家”專欄。期刊和紙媒的積極配合和支持，大大推動了梅州客研事業的迅速發展。

　　3.梅州客家研究成果和研究趨向

　　①研究成果。1980年以來，梅州學人結合本職工作，或業餘從事客家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在報刊發表或出版了一批論文和專著。初步統計，專著有300部以上，文章數千篇，為客家文化研究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進入21世紀以來，梅州學者編著《客家與梅州》書係和《客家文庫》叢書係列，陸續出版了《客家文化概論》《梅州文化通史》《客家山歌大典》等300多部著作。

　　②主要趨向。就當前情況看，梅州客家研究呈三個趨向：

　　一是客學研究者從曆史學、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人文地理等方麵來探討客家問題，力圖建立一種新的客家研究模式和新的研究體係。

　　二是圍繞客家研究課題，撰編出版專著。如《客家姓氏淵源》《梅州客家風俗》《客家曆史和傳統文化》，及《客家人》大型畫冊、《客家話字典》等。

　　三是客家研究還注意到如何加快構建“客家學”問題。華東師大“客家研究中心”王東博士在《客家學導論》中，議論“客家學”係列問題和項目。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副所長陳修教授發表了《客家學構建之我見》一文，為“客家學”的構建作好必要的準備。

　　4.梅州客家研究的主要動態

　　當前，客家研究在梅州比較活躍：

　　①建立有一批客家研究組織，如專業研究客家文化的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還有一批民間客家研究社團，如客家文史研究會、客家香花文化研究會等。

　　②由梅州市社科聯牽頭，規劃了《客家文庫》叢書課題，與廣東人民出版社的《世界客家文庫》相銜接。

　　③出版了一批《客家文庫》叢書資料。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發揮客家研究主力軍的作用，除編印《客家研究輯刊》雜誌外，每年還出版大量的客家研究著作。

　　④院校和民間舉行了多種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

　　嘉應學院常年舉行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民間客家研究組織不定期舉行各種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如客家文史研究會在2015年舉辦全國性的“客家香花佛事學術研討會”，在2017年舉辦“客潮曆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三 當前客家研究的問題

　　一是客家研究組織鬆散。院校與社團之間、社團與個體學人之間較少融通。二是研究課題部分雷同。三是沒有經費支持，收集資料過程和出版著作靠自費。四是民間研究人員老化，年齡結構形成斷層。（李國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