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圖為中共五大會址。郝思斯 攝

本書編寫組 編寫 中國方正出版社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處於生死存亡關頭的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王荷波、楊匏安、許白昊、張佐臣、劉峻山、周振聲、蔡以忱當選為中央監委委員，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委委員，王荷波任主席，楊匏安任副主席。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10名委員中，先後有8人英勇犧牲，隻有一人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無一人叛黨。在血與火的考驗中，他們用生命詮釋了忠誠與擔當的真諦。中國方正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首屆中央監委委員傳略》一書，係統還原了10名委員的革命足跡，展示了他們優良的作風，帶給我們深切的感動與深厚的教益。他們的故事，也是一代代共產黨人為理想信念矢誌奮鬥的光輝縮影。

　　“哪怕是最困難時候，仍要與黨保持一致”

　　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8名烈士用堅貞不屈的言行印證著對理想的堅守，用年輕的生命詮釋著對共產主義信仰的追求。

　　堅守理想信念，就要保守革命氣節。8名烈士中，有6名是不幸被捕後，犧牲在刑場上的。麵對敵人高官厚祿的利誘，烈士們共同的選擇是慷慨赴死，英勇就義。1931年7月，楊匏安因叛徒出賣第四次被捕入獄。他嚴詞拒絕了蔣介石以及多名國民黨要員的勸降，斬釘截鐵地表示：“死可以，變節不行！”自知必死無疑，他給家屬帶出僅有的一張便條，明確說明：“近日有南京舊識去勸過我，我不為所動。家人千萬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錢與物。”

　　為了一個共同的追求，他們始終堅貞不屈，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王荷波被捕後，用假名和敵人周旋，後來被叛徒指認，僅承認了真實姓名和叛徒指認身份，而對黨的機密，任憑拷打，始終沒有透露一個字。在獄中，王荷波一有空就與獄友們談論革命的勝利，深信共產主義在中國一定能夠實現。

　　“革命處於低潮，仍要充滿對革命勝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難時候，仍要與黨保持一致。”樂觀主義精神，體現在烈士留給後人的字裏行間。書中整理了楊匏安和蔡以忱的就義詩，體現革命者“笑”談人生。為勸勉思想發生動搖的獄友不要苟且偷生、應為革命取義，楊匏安在犧牲前寫下《示難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蔡以忱抱著“讓人民生活得更好”的理想積極投身革命工作，就義前同樣賦絕筆詩一首，“笑”對生死：“申鳴大義臣，仗劍掃煙塵。橫刀眉梢笑，忠貞掩昆侖。”把自己的笑容，永遠鐫刻在黨史的豐碑上。

　　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8名烈士，犧牲時平均年齡34歲，年紀最大的45歲，最小的張佐臣隻有21歲。如今，位於上海浦東新區川沙烈士陵園的展牆上，楊培森的兩句話格外醒目。一句是：“我看黨為平民謀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腦袋，我也要參加共產黨。”另一句是：“一個人能為天下勞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打倒了反動派，大家安居樂業，不就是頂好的事嗎。”這兩句話，也是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的共同心聲。他們以自己的熱血青春，發出最後的呐喊：“革命終究會勝利，你們定要堅持鬥爭下去。”

　　“黨的一切決議、調遣等，每個黨員應當絕對服從”

　　中共五大召開時，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數量從四大召開時的994人發展到57967人，“已變成了真正群眾的黨”。黨員隊伍的迅速發展以及革命形勢的複雜多樣，要求黨加強自身建設，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中央監委設立的目的，是“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要想讓這個傳統和優勢發揚下去，中央監委委員的人選，必須是政治過硬、能夠模範遵守黨的紀律、讓黨放心的人。

　　本書從客觀真實性和內在邏輯出發，再現了當時日趨險惡的局勢下，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立後的工作重點。1927年5月到7月，中央監察委員會依照黨章規定，先後對未能執行黨的決議、沒有完成工作任務的黨員進行問責，並按照黨紀嚴肅處理。1927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了關於黨員處分問題。這些舉措，凝結著以王荷波為首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心血，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維護黨紀的作用。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八七會議”，王荷波、楊匏安以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出席會議。對白色恐怖環境下黨的紀檢監察工作，這次會議通過的《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作了嚴格規定，“嚴守黨的紀律尤其為秘密黨之必要條件”“黨的一切決議、調遣等，每個黨員應當絕對服從，不論其地位如何都應如此”“凡破壞紀律者，都應從嚴懲辦”。王荷波為加強白色恐怖環境下黨的紀檢監察製度建設，為挽救黨的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正人先正己。”這是阮嘯仙對自己和身邊同誌提出的要求。1934年初，阮嘯仙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審計委員會主任。他提出，凡事必須以身作則、以身示範，才能樹立起一種正氣、硬勁。沒有正氣難以審查出問題，沒有硬勁難以除弊。為此，他製定了“六不準”工作紀律：不準偏聽偏信；不準弄虛作假；不準漏查和做不精確統計；不準徇私用情；不準吃館子或吃公飯，外出審查一律自帶幹糧；不準收受被審人員任何物品。同時，他擬寫了《審計條例（草案）》，對審計的責權以及其他要點作了清晰規定。他說：“凡是貪汙腐敗分子，沒有一個會甘願承認的。隻有嚴格審核，把握證據，才能逼使貪汙分子繳械投降。”

　　細節中見品格。“為人要正直，要為百姓著想，不要找組織的麻煩。”蔡以忱32歲犧牲，但他短暫的一生卻時刻體現出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麵，用紀律作為衡量行動的標尺。守紀律講規矩已經成為他的自覺養成和政治習慣，並通過他的身體力行潤物無聲地傳遞給子孫後輩。受蔡以忱的影響，其家屬和後代也都嚴於律己，為人正直。作為烈士的後代，他們時刻謹記的，是要牢記先輩教誨，做一個正直自律的人。

　　“公家的錢，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對我的子女加強革命教育，繼承我的革命遺誌，千萬別走和我相反的道路。”這是王荷波就義前夕，對黨組織提出的唯一請求。

　　共產黨人是重情義的人，尤其是麵對親友。但在國與家、義與情之間，他們選擇的是為國盡忠。8名烈士把對親友子女的感情化為一道道“規矩”，把忠誠與獻身精神融入家風，照耀後人。

　　大革命時期，找楊匏安辦事的人很多，他給家人規定，不準收取任何人包括親朋好友的錢財、禮物。書中記述了楊匏安給家人立“家規”的故事。家人曾因為疏忽，接受了來訪者的兩盒月餅。楊匏安不僅再次向家人講清不能收取外人任何禮物的“家規”，而且想方設法把月餅退回去。他的兩個不足8歲的孩子玩耍的時候，在幾個裝過捐款的草袋裏發現一枚兩角錢的銀幣。楊匏安告訴孩子：“這是公家的錢，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為官清廉，一絲不苟，稱得上是模範。”這是周恩來對楊匏安的評價。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大革命失敗後，楊匏安一家人曾一度生活極其困難。“上有年邁的老母，下有幾個嗷嗷待哺的小兒女，楊匏安隻得夜間幫家人推磨做米糍。”如此險惡環境，他卻安之若素。“再苦再累，我們也要革命到底。”這是他始終鼓舞家人的話。他擠出時間編譯出版了《西洋史要》《地租論》等，這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至今仍煥發著光輝”。

　　90年過去，楊匏安的雕像靜靜聳立在廣東省珠海市香爐灣畔，他的兩個兒子也長眠在雕像後方的兩棵柏樹下，沒有墓碑，甚至沒有任何標識。他們都是中共黨員，一輩子忠於革命、忠於黨。

　　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曆史是最好的營養劑。烈士犧牲後，他們的名字始終被曆史銘記，他們的忠誠與獻身精神在後人身上傳承，在他們的出生地、工作地和犧牲地被人們紀念、弘揚。首屆中央監委委員們，在用自己寶貴的生命生動詮釋革命忠誠、共產主義信仰忠誠的同時，也為後人留下了以忠誠與獻身精神為主要內核的英烈家風。透過《首屆中央監委委員傳略》中一個個故事，感受到一名名共產黨人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他們對黨、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和忠誠，領略永不湮滅的精神。再讀此書，深以為對烈士事跡的追尋，將會激勵著、感染著全國各條戰線上的每一位同誌，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忠誠奉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