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指出，要精準規範用好問責利器。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把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貫穿問責工作的全過程，規範精準實施問責，問責的嚴肅性和公信力進一步增強。據國家統計局全麵從嚴治黨民意調查顯示，93.4%的群眾認為2020年對失職失責黨員幹部和公職人員的問責有力度，比2019年提高1.6個百分點。

“兩個維護”是問責的根本原則和首要任務，各地紀委監委聚焦貫徹新發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堅戰、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保障改善民生等重大決策部署推進不力問題嚴肅問責，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

抗疫鬥爭開展不到一個月，湖北、廣東、浙江等6省市紀委監委，共查處疫情防控不力等問題9600餘起。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醫院防護物資緊缺，紅會捐贈款物睡大覺”問題，湖北省紀委監委快速查處了省紅十字會在捐贈款物管理、分配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嚴肅問責該會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等3名省管領導幹部。針對武漢市洪山區副區長王在橋嚴重失職失責，導致密切接觸者未被及時收治隔離，大量患者未及時入院收治、部分患者送醫過程中長期滯留等問題，武漢市紀委監委迅速查清原由，給予其政務撤職處分。2020年上半年，湖北處理防控工作中失職失責和違規違紀問題14534個，處理15509人。

不久前，江蘇省溧陽市某園區紀（工）委就一起問責事項商請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案管、審理等部門會商會審。該園區綜合執法局中隊長潘某、隊員趙某在違法違規小化工企業查處工作中履職不力，潘某具有行政領導職務，適用監察問責，對其政務立案更為合適，趙某作為一般工作人員，黨內問責、監察問責均不妥當。會商組最終形成一致意見，對前者實施監察問責，後者直接追責。

“我們探索建立問責事項會商會審工作機製，由黨風政風監督室提前介入，對問責事項會商會審的範圍、流程等劃清重點、厘清程序，有利於提高問責製度化、規範化水平。”溧陽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說。

精準問責，離不開問責機製和問責程序的細化、規範化。各地以問責條例為主幹，結合實際完善配套製度，把問責權關進製度籠子。貴州省紀委監委規範問責程序，對分辦移交、啟動問責、問責調查、協調審核、會商審核、彙總上報、實施問責等10項流程作出規定，要求在辦理督察督辦件時，對發現的調查事實不清、責任認定不明、適用法規不準、問責意見建議不恰當等問題，按照規定及時予以糾正。

為糾正防範問責泛化簡單化問題，新疆和田地區紀委監委自去年8月以來成立案件審核組，圍繞事實、定性、責任劃分、適用條款等方麵對擬立案案件嚴格審核把關，對事實不清的，退回各縣市紀委監委查清相關事實後再上報審核；對違紀人員責任劃分不清的，指導對照條例要求細化責任；對達不到立案標準或情節輕微的不予立案。天津市紀委監委進一步加強對涉及疫情防控問題處理的具體指導，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對黨員幹部、公職人員涉疫情防控履職不力等問題的處理，須報市紀委監委各有關監督檢查室，對擬給予黨紀政務處分的，由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審核把關，防止畸輕畸重。

“要精準運用‘四種形態’，在具體工作中合理區分責任追究的界限，正確界定權責內容，分清全麵領導責任、主要領導責任及重要領導責任，避免尺度不一。發現問責情形後，嚴格履行審理把關程序和集體審議程序。”天津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程慶頤說。

各地持續深化“以案促改”，發揮問責的治本作用。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紀委監委針對國有企業“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多發”問題，督促區財政國資工委開展國有企業製度清查，梳理完善公務接待、公車使用等製度34項，強化製度執行監督。

今年元旦臨近之際，曾因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受到問責的雲南省硯山縣文化旅遊局黨組書記滕躍來到縣文化館，與工作人員開展節前紀律作風提醒談話，主動剖析自身問題。“要通過問責達到激勵幹部擔當作為、幹事創業的目的。”雲南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已出台開展問責激勵談心談話辦法，解決重懲處、輕激勵和“一問了之”等問題。

堅持嚴管厚愛相結合，各地落實“三個區分開來”要求，結合問責對象的動機態度、一貫表現、挽回損失等情況，準確把握和適用不予或免於問責、從輕減輕問責和從重加重問責等方麵情形。北京市紀委監委製定《關於激勵幹部擔當作為實施容錯糾錯工作辦法》，規定了6種可以容錯的情形，為黨員幹部幹事創業減負減壓、撐腰鼓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