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清八大名臣”，人們腦海中首先想到的，或許是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在這“八大名臣”之中，還有一位來自廣州花都的湘軍將領，此人便是活躍於道光、鹹豐年間的駱秉章。

花都區馬鞍山公園內的駱秉章銅像近景。黃楚旋 攝

駱秉章（1793—1867），廣東花縣（今廣州花都區）人，曾留任京官十餘載，又在地方擔任封疆大吏長達十七年——撫湘十載，督川七年。其間，他盡忠職守、勤政愛民、廉潔奉公，受到朝野推崇。他出淤泥而不染，仕宦初期，身處貪腐積弊之中卻堅拒賄賂，挺身對抗“潛規則”；升任朝廷重臣後，他敢於彈劾貪官汙吏，積極舉薦清廉人才，有效遏製任職地的貪腐之風，又通過一係列有力舉措，安民生、促發展，救民於水火之中，在當時的政局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他曾任職的四川，當地百姓對他擁戴至深，將他與漢代的諸葛亮、唐代的韋皋並稱（參見《清史稿·駱秉章傳》）。

嚴查銀庫 堅拒賄賂

廣州花都區炭步鎮華嶺村，青山環抱，雞犬相聞，世居村民以駱姓居多，這便是駱秉章的故鄉。後來，駱秉章隨家人遷往佛山，全家以經營傳統手工紮作和代寫揮春為生。因家境清貧，駱家人把通過科舉取士改變命運的希望，寄托在了家中最小的兒子——駱秉章的身上。

花都區馬鞍山公園內的駱秉章銅像。黃楚旋 攝

駱秉章自幼勤學，飽讀經書三十餘年後，年屆不惑的他終於在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進士，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此後，他留任京官十餘載，因辦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

道光二十年（1840），駱秉章受命稽查戶部銀庫。戶部職掌全國田地、戶籍、賦稅、俸餉等事務，其下銀庫是貯藏各地解送京師稅銀所在地，存在許多非法斂財的“門路”，此前在此任職之人，往往心照不宣、沆瀣一氣，導致銀庫長期虧空。

駱秉章在上任之初便被告知，按照“慣例”，庫官在清點入庫的銀兩時，每一百兩便多收四兩作為眾人的“辛苦錢”，其中二兩歸庫丁，二兩歸庫官和查庫禦史，查庫禦史每年能得二萬餘兩的額外收入。多收了這份“辛苦錢”後，這些人便將實收的六七百兩，甚至是四五百兩當作一千兩來計算入庫；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把銀號送來的成色不足的銀兩收入庫中，以此損公肥私。

麵對這樣的“慣例”，駱秉章斷然拒絕。到任之後，他清查陋規，嚴格把關。查庫期間，他要求庫丁們必須嚴格稱量入庫銀兩，若稅銀數量不足，須補滿為止。

對於徇私舞弊之徒，即便是相熟之人，他也絕不手軟。軍機大臣潘世恩是駱秉章會試時的恩師，一日，潘家家丁和銀號夥計前來交稅，稱銀時卻缺了二十五兩。庫官看在潘世恩的麵子上，本想視若不見，卻被駱秉章嚴厲製止，堅持讓潘家必須補足稅金。

民國時期瞿兌之所著的《人物風俗製度叢談》有載，駱秉章在銀庫任職期間，諸事皆清廉慎嚴，“每月僅收飯食銀三十八兩，每年還分一百兩犒賞車夫跟班”。各銀號為了收買駱秉章，曾委托其同鄉向駱秉章許諾，到任即送上禮金七千兩，每年三節（端午、中秋、歲首）再分別孝敬七千兩，都被他嚴詞拒絕。他不僅潔身自好，還禁止隨從在履行公職時索取分文。由於駱秉章的一絲不苟，據傳有銀號、庫丁曾聯合串謀，出七千兩為其“買官”，試圖將其調離銀庫。

然而，積弊已久的國庫虧空問題，並不會因駱秉章一人的正直廉潔而得到徹底改變。道光二十三年（1843），戶部銀庫東窗事發，虧短白銀達九百多萬兩，駱秉章也因“失察”而被革職。直到朝廷徹查後，道光皇帝才發現駱秉章持正無私，於是特頒旨意，重新任命他為五品右庶子，囑托他將來好好為國效力。

主政湘川 整肅積弊

此後，駱秉章接連奉命赴山東、河南、江蘇等省巡視，整肅官場風氣，成績斐然，得到廣泛認可，後曆任湖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雲南布政使等職，道光三十年（1850），駱秉章被任命為湖南巡撫。

此時，湖南境內社會治安動蕩，全省財政經費捉襟見肘。駱秉章通過調查，發現原因之一出在“漕糧陋規”上。原來，征收“漕糧”本是南方官員收入及辦公開支的一個重要來源，出自農戶納糧時繳納各種“浮收”（即附加費），但除去沿途運輸、損耗和管理等實際費用，大部分“浮收”都被各級官吏差役層層盤剝、瓜分。不僅如此，“浮收”還因地而異、不斷浮動，百姓苦不堪言。到了嘉慶、道光時期，“漕糧陋規”愈演愈烈，“浮收”大有逐年遞增的傾向，民眾負擔日益沉重，生存艱難，稅款積欠問題非常嚴重。朝廷雖然有意整頓漕運弊端，但因為官場腐敗積重難返，也隻能是治標不治本。

駱秉章意識到，要解決稅款積欠問題，必須重建漕運新製。他下令限定“浮收”的準確細數，還派出廉潔士紳協助稽查，各州縣官員若有阻擾一律撤職。改製之後，因為“浮收”的大幅壓縮，減少了征糧過程中因貪腐造成的經濟損失，同時緩解了糧戶壓力，恢複了生產和納糧的積極性。“農民則歡欣鼓舞”（《駱文忠公奏議》），“歲增銀二十餘萬，民乃得減賦數百萬”（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