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誡勉談話這項工作不該我來管。”采訪中，一位縣級政府部門負責人陳新十分肯定地說。在他看來，誡勉談話是一種處理處分人的方式，理所應當由紀委來談。
陳新的想法是對現實工作的一種反映。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目前許多地方誡勉談話的主體是紀檢監察機關，黨委（黨組）談的較少，有的甚至為零。一些地方出台的誡勉談話工作辦法，也隻在製度設計上明確了紀檢監察機關作為談話主體的相關要求，沒有對黨委（黨組）負責人作為談話人作出規定。
誡勉談話的主體責任究竟是誰的？
“發現輕微違紀問題的，上級黨組織負責人應當對其誡勉談話”，《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在第三章“黨委（黨組）的監督”中有明確規定。實踐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黨委負主責，誡勉談話作為第一種形態的重要方式，其主體責任也應該在黨委。但為什麼實際工作中，黨委（黨組）開展誡勉談話的數量遠少於紀委（紀檢組）呢？
不敢談、不願談、不會談，是問題的症結所在。實踐中，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幹部以“一個鍋裏吃飯”為由，怕得罪人，該誡勉談話的卻以批評教育代替；有的認為開展誡勉談話隻是一種原則性要求，沒有考核壓力，就當起了“甩手掌櫃”；還有的領導幹部不知怎麼談，於是遇到類似問題就推給紀委。
除了黨委（黨組）方麵的原因，紀委（紀檢組）也有一些考慮。一位市級紀委監委監督檢查室主任談到，不由黨委（黨組）實施誡勉談話，是為了工作的連續性和實效性，“紀委經過前期調查，比較了解情況，轉交給黨委（黨組）去談，不僅程序複雜，還要讓黨委（黨組）負責人熟悉情況，增加了時間成本”。
作為黨內監督的專責機關，紀委是開展誡勉談話的主體之一。但專責不能代替主責，黨委（黨組）落實誡勉談話主體責任不到位，成為當前普遍存在的問題。
破解這一難題，一些地方和部門已經邁出了探索的步伐。
堅持管事與管人相結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海關總署紀檢監察組進一步明確誡勉談話實施主體，規定紀檢監察組可以商請總署黨委書記、黨委委員，或者委托誡勉對象所在部門單位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實施誡勉談話。在內蒙古自治區，根據紀檢監察機關的建議，一些地方黨委主要領導或分管領導作為主談人，對落實中央扶貧專項巡視、環保督察、掃黑除惡等工作不力的地區和部門主要負責人進行了誡勉談話。
針對有的黨委（黨組）負責人不了解情況、不會談等現象，一些地方紀檢監察機關不是“一托了之”，而是加強對黨委（黨組）的協助配合。福建省紀委監委在委托設區市或省直單位黨委（黨組）主要領導對個別班子成員開展誡勉談話時，負責聯係的監督檢查室不僅提供前期已經核實清楚的輕微違紀事實，還派員進行現場協助指導，增強誡勉談話效果，防止委托談話走過場。
2018年以來，陝西省紀委監委第四監督檢查室的監督對象中，有3名領導班子成員受到誡勉談話處理，其中2人是該室委托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來談的，並由省紀委派員參加。“隨著全麵從嚴治黨和紀檢監察機關‘三轉’的深入，紀委不能再事事都衝到一線，而要督促黨委把主體責任扛起來。”第四監督檢查室主任韓明軍認為，通過委托的方式，自上而下傳導壓力，受教育的不僅是談話對象，也會促使黨委書記提高認識、舉一反三，更好履職盡責。
為進一步壓實誡勉談話的主體責任，有的地方專門出台了製度規定。比如，2017年，四川省彭州市紀委向各鎮（街道）、市級部門黨組織印發了深入開展誡勉談話工作的意見，明確當談話對象為中層正職幹部、下屬單位主要負責人、村（社區）兩委主要負責人，或市紀委責成開展誡勉談話時，由所在單位主要負責人進行，並將談話情況及時報送市紀委。2018年，該市紀委又出台操作細則，規定紀檢監察機關可以通過發送建議呈批表，委托基層黨組織相關負責人實施誡勉談話，同時，對誡勉談話程序、談話提綱擬定、談話記錄製作等進行了規範。
“以前我們對誡勉談話把握不準，談什麼、怎麼談，心裏都沒底，市紀委監委出台的製度為我們提供了指導。”彭州市社區包村幹部周世虎感觸頗深。
2017年，周世虎負責聯係的社區居委會移機舊空調產生了2600元費用，由於施工方不能提供正式發票，2018年1月，經該社區黨委負責人同意後，以虛增廣告製作項目和數量等方式報銷了此筆費用。今年6月，該社區所屬街道紀工委委托周世虎對該負責人進行了誡勉談話。談話中，周世虎既一針見血點明其違規報銷空調移機費用的問題，又結合其崗位特點和日常表現，指出了該社區財務製度、監督管理等方麵的不足，使該負責人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
西安市紀委監委設立的“同誌式”談話室，讓誡勉談話有了莊重規範的場所。
這樣的談話讓周世虎有了新的認識。他表示，操作細則等製度出台後，通過“真刀真槍”的實踐，之前自己對誡勉談話的“抵觸感”沒了、“陌生感”少了，從一開始落實要求被動談，逐步變成了發自內心願意談。
變化也體現在數據統計上。2018年彭州市開展誡勉談話56人次，其中基層黨委（黨組）實施22人次，較2017年上升9%。今年1至6月，基層黨委（黨組）實施誡勉談話9人次，占比45%，較2018年同期占比上升15%。
除了以製度壓實責任，還有一些地方積極為黨委（黨組）開展誡勉談話提供平台和抓手。陝西省西安市未央區徐家灣街道黨工委副書記周澤介紹，原來開展誡勉談話都在辦公室，比較隨意，教育警醒效果也容易打折扣。按照省紀委監委統一部署設立的“同誌式”談話室，讓誡勉談話有了莊重規範的場所，基層黨組織開展談話更順暢、效果也更明顯。“在拆違等‘老大難’工作中，誡勉談話不僅為有問題的幹部及時糾偏，還督促他們認真履責，為推進工作、維護穩定提供了助力。”周澤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