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橋流水、青磚黛瓦、枕河人家，在世人眼中，這是江南古鎮獨有的美。在無錫西郊的惠山之麓，就有座以“惠山”為名的古鎮，它猶如一首傳唱千年的旖旎吳歌韻味悠長，不僅將水鄉的靈秀之美熏染進遍布古祠堂的街角巷陌，還用那蘊含其間的悠遠曆史與深厚文化，向人們演繹江南古鎮別樣的深邃與滄桑。

　　在這座建有百餘座祠堂的“家族史大觀園”裏，鐫刻著八十餘個世家望族綿延千年的歲月變遷，品味其中，最令人感慨的莫過一段“兩園”興衰的往事。

　　明朝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如今的錫山秦氏祠園——寄暢園（又名秦園）剛剛完成了它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建。幾乎同一時期，今天已鮮有人知的愚公穀（又名鄒園），在曆經十餘年的匠心營造後，也終成“一時冠絕吳中”的美景。至此，惠山腳下，大運河畔，隔街對望的兩園遙相輝映，一時間煊赫江南。

　　可以想象，當時堪稱“雙璧”的兩園必是疊山理水、亭台樓榭、廊腰縵回、美石嘉木……“雖由人作，宛自天開，造化神妙，變幻無窮”。但令人歎惋的是，這段江南園林史上的“高光”時刻不過曇花一現，僅過了五十年，愚公穀就衰敗了。昔日占地五十畝，分布六十處景觀的愚公穀，如今已湮沒在曆史的塵埃中，而寄暢園則傳世近五百年，揚名海內外，成為中國私家園林“長壽”的典範。

　　人們不禁會問，一街之隔南北相望的兩園，何以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探究秦、鄒兩家的家風傳承，或可窺得這一興一衰的秘密。

　　寄暢園首任園主是有著“五部尚書”之稱的秦金，他雖官位顯赫，卻一貫清廉自持，“服食甚儉，無姬妾之奉，無宴飲之樂”。明嘉靖年間，園林建造競奢之風盛行，秦金反世風而行，將克勤克儉的人生追求“融情入境”於自家園林的設計營造，在方寸天地之間，經營出樸素淡雅的風格。他用“鳳穀行窩”為園林命名，不僅詮釋著自己的歸隱之樂，還為子孫勾勒出一方“淡泊明誌，寧靜致遠”的精神樂土。

　　秦金之後曆經兩代，族人秦燿繼承“鳳穀行窩”，他將經營天下的丘壑與情懷傾注於園林的改舊築新，“幾易伏臘終成二十景”，取王羲之詩句“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遂改園林名為“寄暢園”。雖寓意寄情山水，但秦燿從未忘記“行善”和“讀書”的祖訓，懷揣儒家經世的理念，告誡子孫要把園林當作“習靜之所”。在“孝友傳家、詩書傳家”的家風熏陶下，秦家創造了“一門高中三探花，仕出十三位翰林學士”的傳奇。

　　秦氏家族的進取，不僅使寄暢園在曆史的風雲變幻中能夠“一姓世守”，免於流轉他姓之手，還為它贏得了皇家的青睞。清朝康熙、乾隆祖孫兩帝在曆次南巡中，多次駐蹕在此，甚至“愛其幽致，攜圖以歸”，依樣在頤和園和圓明園內分別建造了“諧趣園”和“雙鶴齋”，如此殊榮在中國私家園林史上極為少見。

　　反觀愚公穀，無錫士紳鄒迪光斥巨資，耗費十餘年心血，隻為“打造”一個“可遊、可觀、可居、可娛樂”的“安樂園”。在這種追求生活享受的思想下，鄒迪光不惜花重金“專事歡娛”，愚公穀很快成為江南盛極一時的“文娛沙龍”。慕名而至的文人騷客在園內結社作詩、揮灑丹青、坐禪論道。作為頂級“票友”，鄒迪光蓄養的昆曲戲班冠絕江南，愚公穀中有十二樓，“一樓一伶”駐場傾情演繹，曲藝名家、公卿巨賈常受邀前來或切磋技藝，或宴飲品鑒。

　　日日醉心於此的鄒迪光，根本無心教育子女，在其寵溺縱容下，兒子鄒德基狂放不羈、嗜酒如命、交友非類，曾於大雪初霽，登臨山頂任意揮灑金箔，看其隨風飛舞取樂，如此乖張行為不勝枚舉。在繼承愚公穀後，鄒德基奢靡更甚其父，僅過兩年，便引得仇人覬覦而遭殺害。轉瞬間，愚公穀人去樓空，家敗園廢後被瓜分，淪為亂墳荒丘，令人唏噓。

　　兩園的命運走向，曾令許多文人感慨不已，也有諸多思考，從今人的視角看，其根源就在於兩個家族迥異的家風。

　　秦家以經世報國為己任，倡導“學而優則仕”，教導子孫勤奮進取；鄒家則專注於自我享受，過分追求現實生活的安逸與精神世界的享樂。秦家以“孝友”傳家，於寄暢園內建造家祠，以孝帶忠、以祠帶園，並公選賢能族人擔任祠主，讓家風代代傳承；鄒家父子隻把園林當作“怡情娛樂”之所，忽視了對後代的言傳身教，使得“末世狂生”鄒德基這樣的敗家子任性妄為，終致家族由盛轉衰。秦家曆來提倡戒奢尚儉，堅持勤儉持家，寄暢園得以“五百年不更二姓”；鄒家則恣意享樂揮霍無度，窮奢極侈無節製，最終“子亡園廢”。

　　一落一起，山斷雲連；一興一衰，福禍相依。兩園的往事雖早已融入曆史的長河，但那飽經滄桑的磚瓦草木，抑或殘存無幾的枯樹頹垣，仍可透過時間的浪花，讓今天的人們清晰探尋到投射其中的興衰道理：家風是一個家族興衰的關鍵，家好國才能強。